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南非逐步抛弃种族隔离制度、开启民主化进程，历经二十余载，从被国际社会千夫所指的“被放逐者”转型为积极承担国际道义责任、参与全球治理的区域性领导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南非善用国际组织平台提升南非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为南非及整个非洲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历史背景与现实动因
　　
　　历史上，南非曾对国际组织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也因此获得了国际声誉。
　　
　　一战后，南非联邦政治领袖史末资针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 的第十四点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协议，发表了《国际联盟：一个可行性建议》的小册子，对筹建国联提出了21条建议，并于后来参加了国际联盟委员会,负责起草国际联盟盟约。在二战临近结束之际，史末资又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并参加起草了联合国宪章序言。在史末资的倡导下，联合国成员国决心“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的条款被写入宪章序言。史末资本人也被推选为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委员会主席。1945年前后，南非在英联邦国家和国际联盟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1948年，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将世界人权纳入国际法范畴；然而同一年，南非右翼政党国民党上台，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外交孤立。南非被剥夺在联合国的权益，只保留席位，在国际奥委会等许多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国资格也被中止，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1989年德克勒克总统上台后，南非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因为逐渐放弃种族主义政策，南非开始重新获得国际组织的接纳。从体育外交入手，南非积极恢复与拓展同国际组织的关系。 1991年肯尼亚首先表示愿意邀请南非参加体育活动；同年国际奥委会承认 “南非临时全国奥委会”，南非得以于次年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1993 年10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宣布解除对南非在贸易、投资、金融、旅行和交通运输方面的禁止和限制。世界粮农组织、不结盟运动等国际组织也相继恢复或授予南非成员国资格。
　　
　　1994年，南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正式终结了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强权统治。同年6月，南非恢复了联合国成员资格，标志着南非正式回归国际社会。背负着历史遗产的新南非，开始进行国家形象的重塑与转型。
　　
　　新南非：理念与实践
　　
　　1994年以来，新南非政府提出了连续又有变化的外交战略和政策目标，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从曼德拉政府提出的以“人权、民主、正义”为核心的南非外交政策六原则，到姆贝基总统“非洲复兴思想”思想下指导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再到祖玛政府强调的 “保持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南非力图在外交政策中凸显“非洲议程”，通过同新兴国家集团协调立场、共同合作，实现非洲复兴，构建以多边协商的办法处理世界事务的新秩序。
　　
　　首先，通过国际组织的协调和治理机制，新南非为非洲大陆及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树立了南非作为非洲大陆领导者、冲突的协调者及国际社会“模范公民”的形象。
　　
　　不同于非洲绝大部分国家更倾向于参与同发展和人权相关的国际组织，南非广泛参加了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非盟等等具有不同职能、分属不同层级的各类国际组织。在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中，南非是G20中唯一的非洲代表，加入世贸组织的仅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是金砖集团中的唯一非洲成员。南非还是非洲发展银行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第三大股东，非洲发展基金的唯一出资方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最大的出资国。
　　
　　南非高度重视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参与度，支持南非籍或其他非洲国家官员担任国际组织的关键职位。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非盟等重要的国际或区域性国际组织中，来自南非的官员担当了重要职务。南非追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还曾寻求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G20的执行董事席位。对非洲区域性国际组织，南非在组织战略规划和机制建设方面发挥着实质影响。非盟成立即是南非出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凸显“非洲日程”的考虑而积极促成的结果；非盟的“非洲互查机制” （African Peer Review Mechannism, APRM）、和平与安全委员会、非洲常备军（African Standby Froce, ASF）都是在南非推动下建立的。由南非发起的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也于2010年2月纳入非盟的组织机构和运行体系，成为非盟技术性机构的一部分。
　　
　　在国际组织平台上，南非寻求既有制度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推动非洲大陆的民主、和平与发展。南非与SADC成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方案和基金建立了有力的区域伙伴关系和区域方案。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包括旨在清除地区毒品和犯罪的SADC-UNODC区域方案，实现南部非洲粮食安全的SADC-UNFAO方案，制定统一标准处理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问题的 SADC-UNHCR方案。特别是在人权事务方面，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由南非德班主办的第三届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上所说，南非人民已使南非从种族主义的代号转变为开悟和希望的灯塔。大会颁布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被国际社会视为既包含措施又包含补救办法的唯一的指示性文件，以有效缓解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祸害的各种表现。南非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密切合作，为SADC国家举办人权讲习班，反思关于有效履行人权义务的各种区域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南非具备领导非洲大陆的实力也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但在非洲大陆内部，南非更愿意以非洲其他国家的“伙伴”身份出现。南非虽然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同非洲其他国家经济互动性不强，对其他非洲国家长期拥有贸易顺差。南非官员意识到南非的经济实力反而可能会令邻国给南非行为打上“傲慢”的标签，所以注意避免由南非主导下的敏感情况发生。南非的一个策略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公信力，经常邀请驻南非的联合国机构作为会议召集人，或者协助南非发起相关倡议，以为非洲国家提供一个公平参与的平台。
　　
　　第二，南非通过国际组织平台以及担当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中介国家（BrokerState），构建特定议题驱动（Issue-driven）的外交政策网络，提升南非在特定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个体实力，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在国际社会行为体构成的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国家作为网络节点调动、整合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能力越强，就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南非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令南非在某些特定议题上可以通过对正式或非正式国际组织成员的动员，成为在这一特定议题上建立连接点最多的国家节点之一，增强南非对通常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以气候外交为例。非洲的气候变化对非洲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气候变暖造成的饮用水缺乏和饥荒直接威胁非洲的发展和粮食安全。在环境议题上提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更有吸引力的合作理念和解决方案既是南非作为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利基”外交策略，也为南非塑造国家形象的提供了机会。南非将非洲国家、77国集团、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基础四国（BASIC）视为在气候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关键同盟，动员相关国家协调立场，在环境问题上发出同一个声音。南非通过IBSA这一专注南南合作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同其他两国进行了多次合作。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所有非洲国家都在非洲联盟的名义下联合起来，统一发声，而南非参与的基础四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联合发表了碳减排提议。2011年11月28 日至12月9日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上，绿色气候基金是核心议题之一。南非作为会议东道主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缔约国之间进行斡旋，推动绿色气候基金的成立和资金筹集方案。
　　
　　第三，南非通过同国际组织的双向互动，在促进南非以及非洲文明复兴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理解。
　　
　　南非在国际组织中倡导文化多样性理念，呼吁对非洲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南非举办了相关的国际会议，推动并签署了一系列促进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艺术文化发展的国际公约。南非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也是联合国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的捐资国，并强调该基金应该促进文化和制度方面的能力建设，加强弱势文化的表现并支持各种教育和研究计划以及语言多样性；2005年南非德班召开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非洲自然和文化遗产十年行动计划《非洲立场文件》，会议还同意建立非洲世界遗产基金，以解决非洲国家面临的遗产保护资金匮乏问题； 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非盟首脑会议将教育和文化作为优先议题，通过了《非洲文化复兴宪章》，强调非盟共有的文化价值，鼓励会员国共同促进文化政策的整合，推动非洲大陆国家的一体化，以改善提升非洲大陆的国际地位。借助于《公约》，南非还主张非洲人与非洲海外人散居群族之间加强文化联系，呼吁非洲领导人把海外群体视为非洲大陆的第六个地区，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非盟合作举办非洲和海外知识分子会议。
　　
　　2011年，南非作为非洲集团协调员，代表非洲集团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了题为“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知识产权与发展问题南南合作的项目”的项目提案，建议在WIPO秘书处任命一名南南合作联络员，通过年度会议和地区间会议、南南培训与能力建设活动、交互式网络门户/虚拟网络等具体工作来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分享其在知识产权与发展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的能力，更好地保护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创造，促进创新。
　　
　　南非作为发展中国家，用于文化与艺术交流的资金并不充分，南非通过同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基金会的合作，来推动南非的文化传播。南非艺术和文化部同歌德学院、标准银行基金、南非文化多样性联盟、艺术动脉（Artirial Network）等组织一起，支持南非及非洲的艺术家参加如约翰内斯堡艺术节、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 （FESPACO）、泛非音乐节（FESPAM）、非洲表演艺术市场（MASA）等国际活动。
　　
　　其中，南非同欧盟的文化交流具有代表性。南非是2013年欧盟文化领域的重点资助对象，欧盟委员资助了约160万欧元支持南非同欧洲国家的8个文化交流项目，如下表所示。
　　
　　欧盟对南非与欧洲文化交流项目的资助

　　
　　南非还重视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同国际组织合作促进南非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对外文化交流夯实基础。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下，非洲国家与福特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成立了非洲文化政策观察委员会（The Observatory of Cultural Policies in Africa, OCPA）。这个非政府机构由非洲大陆各个地区的文化政策高级专家组成，负责制定文化政策的方向、批准预算、监督文化项目的执行。2012年，南非、欧盟国家文化组织联盟（EUNIC），英国文化协会, 视觉艺术网络（VANSA）、艺术动脉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对南非同欧盟及其他国家创意和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以进一步提升南非向欧盟以及世界出口创意和文化产品的能力。
　　
　　作为国际体系中最具变革性的力量，新兴国家一方面通过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开展共外交，作为树立国家形象和发挥影响力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国际体系的既定秩序和规则却不能保证所有国家从中获益，新兴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平台进行理念倡导、议程设置和影响规则来促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南非的实践已经证明，新兴国家通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可以获得高于其硬实力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也促进国际组织向更为开放、公正、国际互助的方向发展。
　　
　　欧亚：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外交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