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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美国政府的中东公共外交
时间:2015-05-05 来源:
     《穆罕默德的真实生活》(又名《穆斯林的无知》)通过视频网站在全球广泛传播,并引发巨大争议,引爆阿拉伯世界新一轮反美浪潮,暴露了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战略中内向维度的缺失。尽管美国占据技术优势,但仍旧难以完全主导网络空间。美国国内舆论高度多元,泥沙俱下,其影响力借助新媒体得以放大,增加了美国政府公共外交的不确定性,而美国崇尚自由的政治文化又决定了美国政府难以对国内舆论进行有效管理,这构成了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战略的内在矛盾,其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2012年9月,《穆罕默德的真实生活》视频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巨大争议,导致全球多个阿拉伯国家爆发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部分国家的游行示威升级为暴力冲突。在暴乱中,美国在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使馆遭到围攻,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跌至新一轮谷底。这一事件表明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战略存在深层次问题。
  
  反美浪潮祸起美国国内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引发争议的视频名为《穆罕默德的真实生活》。该视频于2012年7月1日被以影片制作人萨姆·巴奇莱(SamBacile)的名义上传到美国优图(YouTube)网站上。在视频里,伊斯兰教被描绘成充满暴力、教人作恶的宗教,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被描述为神智不清、贪财好色的无耻之徒。该视频见诸网络之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更没有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任何波澜,但两个月后,即2012年9月,该视频的阿拉伯语版本在网络上出现,引起众多穆斯林关注。2012年9月9日,埃及电视台(Al-Nas)首先转播了视频中的部分片段,中东地区多家电视台随后转载,引起穆斯林民众一片哗然。2012年9月11日,埃及爆发民众反美示威游行,并迅速波及到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据统计,截至2012年10月,全球已经有上千万人通过各种渠道观看过这一视频。
  
  受到冒犯的阿拉伯民众群情激愤,而美国政府对肇事者却几乎无可奈何。制作人萨姆·巴奇莱的真实身份一直迷雾重重,最终被证实是埃及裔美国人纳库拉·巴塞利(Nokoula Basseley Nokoula)。美国政府要求优图网站将视频删除,但被后者以“该视频符合网站规定”为由拒绝。其后,鉴于事态发展恶化,优图屏蔽了来自部分国家用户的访问,但是仍然拒绝彻底删除视频。综观整个事件的发展,反伊斯兰人士制作争议视频,以优图为代表的开放网络信息共享平台为视频传播提供载体和渠道,少数人利用邮件和博客等新媒体方式推波助澜。原本作为奥巴马开展公共外交的有力工具的新媒体,在这次事件中却成为诱发中东反美浪潮的催化剂,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双刃剑效应凸显无疑。同时,此番反美浪潮祸起美国国内,而美国政府无力有效防范和控制,只能被动承担后果。这一事实也暴露了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战略中内向维度的缺失。
  
  新媒体的双刃剑效应
  
  回顾本轮中东反美浪潮从肇端到发酵乃至爆发的全过程,网络等新媒体的作用尤为显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一向重视利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公共外交,但在本次事件中,新媒体不仅未能发挥正面作用,反而成为了诱发反美浪潮的催化剂。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值得重新审视和评估。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就任之初,就将改善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作为任内外交主要工作之一,并将运用多媒体手段推动公共外交作为争取中东地区民众的重要手段。时任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朱迪斯•麦克黑尔(Judith A.McHale)提出公共外交应将传统交流与尖端技术结合起来,以便向外国民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2010年,克林顿国务卿发表“互联网自由宣言”,呼吁全球尊重互联网自由,保护网上人权。为更好地落实新媒体公共外交战略,美国政府强化国务院电子外交办公室的职能,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协调美国各大信息技术公司的力量和资源为美国外交服务。针对中东地区,美国国务院早在2003年10月就组建了电子外交办公室,同时设立了由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人才组成的数字外联小组(Digital Outreach Team),参与伊斯兰世界网站的聊天讨论,影响阿拉伯网民舆论。2009年,上任之初的奥巴马总统在伊朗“诺鲁兹节”(Nowruz)之际通过优图向伊朗国内发表讲演,向伊朗民众传达善意,力求影响民众立场,改变伊朗政府政策。
  
  总体上看,美国政府选择新媒体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是基于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并可以主导网络空间的判断。但事实证明,新媒体作为公共外交的工具,是一柄既可以杀伤敌人,也可以割伤自己的双刃剑。美国尽管占据技术优势,但是却难以完全防范新媒体带来的风险。具体而言,新媒体营造的是超越国界的虚拟社区,而这一社区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威在网络空间即便存在,也是有限而离散的。学者安德鲁·夏皮罗(AndrewL.Shapiro)指出,新技术的崛起将极大地改变信息、经验和资源的配置格局。在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虚拟环境里,技术优势并不能确保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更不能确保美国政府的绝对权威。学者弗里德曼就曾指出,新媒体的效果绝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复杂的社会网络。
  
  本次中东反美浪潮虽然缘起于争议视频,但优图等网站在事件中客观上起到的推手作用不容小觑,凸显了美国政府新媒体公共外交战略中推广网络技术与增强网络控制力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推动新媒体公共外交,必须要以推广新技术、扩展网络基础设施、开放网络空间为前提。为实现这一目标,克林顿国务卿多次强调新媒体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谴责部分国家对网络空间的限制,软硬兼施力推网络设施普及化,网络空间自由化。美国国会对此大力支持,仅在2011年度即拨款3000万美元,并反复催促国务院迅速落实行动方案。但网络空间的构建和扩展并不意味着美国主导权的建立和延伸。相反,在本次事件中,争议视频的迅速传播暴露了美国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网络空间的事实。美国政府无法控制争议视频被上传到网络,因而无法防患于未然;无法控制争议视频的传播,因而无力有效掌控局面;甚至在局势恶化之后,美国政府也无法要求网络公司删除视频。优图、谷歌等大公司虽然在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同美国政府利益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同美国政府就毫无分歧。在《穆罕然德的真实生活》掀起轩然大波之时,美国政府曾经要求优图网站将视频删除,遭到优图拒绝,后者仅屏蔽了部分国家用户的访问,并坚持认为这一视频并不违反网站规定,更不涉及任何违法行为。
  
  由此可见,网络空间作为虚拟的开放空间,美国政府虽然占据技术优势,但是并不能完全确保主导地位。为了便利公共外交的开展,美国政府强制推广互联网自由,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网络空间,在增加国家间互动渠道的同时也增加了公共外交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扩展网络空间与获取网络空间的主导权不同步、不匹配,构成了美国政府新媒体公共外交战略的第一层矛盾。
  
  美国公共外交战略的内向维度
  
  如果说争议视频的传播暴露了美国政府对新媒体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那么争议视频本身的“美国制造”则暴露出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战略中内向维度的缺失。公共外交作为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主要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获取信息和对国外公众的影响力。鉴于公共外交的本质目的在于投射影响力,一国进行公共外交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发出的信息能否被受众群体准确接受和正确演绎,并最终转化成为正面影响。
  
  在新媒体普及之前,国家间沟通渠道有限,互动平台比较单一。政府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代表,掌握对外宣传的工具和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对外扩散信息的主导性信源,因此公共外交效果更多的取决于政府能否在信道和译码环节控制噪音。而新媒体的出现大大扩展了国家间沟通联系的渠道,为不同国家政府和民众沟通互动提供了多层次的平台,导致公共外交的部分功能从政府转向了社会。国家间互动已经不仅仅表现在政府间互动,更突出的表现在社会间互动。政府公共外交的效果越来越受到本国社会与他国社会间互动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外交的内向维度重要性上升,政府在进行公共外交时,必须考虑本国国内社会的动态,关注国内外社会的互动。美国政府对中东地区进行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向阿拉伯世界民众传达善意,扭转美国在中东的负面形象。但在争议视频事件中,由于视频源自美国国内,美国政府传达的善意在信源层面上即受到了干扰。争议视频传达的信息通过新媒体渠道直接影响伊斯兰世界的受众,而后者显然无法理解争议视频仅是美国国内少数群体作为,绝非美国政府官方立场。
  
  新媒体的出现以及国家间沟通渠道的多元化冲击了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主导性信源”的地位,导致信源层面上的噪声增多。这要求政府在以新媒体手段扩展公共外交的外向维度的同时,重视公共外交的内向维度,并采取措施控制国内噪声,防止国内的噪声干扰公共外交。本次争议视频事件及其引发的反美浪潮说明,忽视公共外交的内向维度不仅会削弱政府公共外交的效果,甚至摧毁政府公共外交的既得成果。
  
  美国政府忽视公共外交的内向维度是由美国国内社会和政治文化结构决定的。在新媒体的推动下,美国社会多元化的本质增加了奥巴马公共外交的不确定性。而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又决定了政府难以在内向维度上有所作为。
  


图1:奥巴马政府预期的新媒体的公共外交模式

  
  关于美国国内的多元化社会结构,著名学者王缉思指出:“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引以为豪而许多国家向往美国之处。”美国社会崇尚个人自由,鼓励多元,允许不同声音存在。这固然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也导致了社会思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正是在社会多元的“保护”下,《穆罕默德的真实生活》这样一部充满了偏见的粗制滥造之作,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优图这样极具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上,并且在少数人的推动下肆意流传,最终在伊斯兰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带来的噪音借助新媒体得以放大,增加了美国政府公共外交的脆弱性。任何一颗微小的火星,都有可能借助新媒体的东风,将美国公共外交的成果付之一炬。美国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则导致了美国政府难以采取有效措施管理国内“噪声”。美国信奉“大社会、小政府”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其中,言论自由位居四大自由之首。在美国,追求自由同质疑政府相伴而生。美国民众对政府始终保持警惕,反对政府任何可能侵犯个人自由的行为。
  
  争议视频尽管充满了对伊斯兰教的偏见与抹黑,但美国政府对其束手无策。美国法律学者斯蒂芬·卡特(StephenCarter)指出,美国政府无法因为影片的内容而对影片的制作者采取任何措施,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表示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保护。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美国政府无权限制“仇恨言论”。2011年3月,最高法院大法官再度以8比1的压倒性多数,认定美国法律将保护那些即使是“有害的言论”,以免妨碍言论自由,阻塞国内公众讨论。保护言论自由固然无可指摘,但不负责任的言论造成的负面效应却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早已超越国界限制,国际社会没有美国国内社会的调节机制,任何言论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穆罕默德的真实生活》尽管没有触犯美国法律,但却为穆斯林世界不容,而美国政府作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代表,不得不被动地承担后果。
  

  
图2:争议视频事件与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

  

  结语:平稳全面推动新媒体公共外交
  
  美国政府以网络等新技术为基础,力主互联网自由,推广新媒体平台以便利公共外交行动。但新媒体的推广客观上改变了国家间信息流动的方式,导致国家间互动渠道多元化、复杂化,增加了公共外交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手段扩展了国家间互动渠道,促进了不同社会间的互动,政府公共外交因此受到影响,公共外交内向维度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就美国而言,由于社会高度多元化,各种思潮鱼龙混杂,负面影响通过新媒体得以放大。而美国政府难以对此进行有效管理,导致公共外交的效果被削弱。
  
  美国政府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经验教训也值得中国外交部门借鉴。公共外交是当前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采用新媒体推动公共外交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在新媒体时代,中国政府应当充分评估新媒体渠道的风险,趋利避害,做好应急应变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外交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兼具内向维度和外向维度,偏废其一都会削弱公共外交的效果。这就要求外交部门在专注于利用新媒体等先进手段建构公共外交的外向维度时,不应忽视公共外交的内向维度,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加强内部管理,将公共外交平稳推向一个新高度。
  
  蒋翊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