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后，我国派往美国的第一个学术团体就是医学代表团，名义上是民间医学交流，实际上是一次人民外交。这次重要的“医学外交”获得了成功，在美国社会各界均引起较大的反响，在中美医学交流领域起到了破冰的作用，从此两国医学交流聚水成溪，聚溪成河。当年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均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促进中美医学交流乃至改善中美关系作出了贡献。
　　
　　我于195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长期在上海瑞金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当年圣约翰医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有正式院际关系，其正式院名为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学制七年，最低入学要求已达到美国A级医学院的水准，毕业生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颁授的医学博士学位。
　　
　　当年圣约翰医学院的所有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故其学生的英文水准普遍较高。我毕业后除从事医学本职工作外，有机会参与新中国早期的医学外事交流和接待工作，由此在卫生部挂上了号，时常受邀担任国外高级医学代表团的随团译员，并担任国内各级领导，包括总理、部长和市长的译员。就这样，我有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新中国的人民外交事业，其中有使我终身难忘的外事任务。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与要求
　　
　　那是在37年前（口述时间为2009年——整理者）的1972年10月。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后，我国派往美国的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就是医学代表团，我被指定为代表团成员兼译员。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团长吴蔚然（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副主任，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副团长付一诚（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林巧稚（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吴学愚（上海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李彦三（武汉医学院心血管科专家）、刘士廉（中国医科院基础医学专家）、渠川琰（北京日坛医院妇产科和肿瘤学专家）、韩锐（医科院药物所药物学专家）、周冠汉（北医三院外科专家）、张树勋（中医研究院中医师）、王连生（卫生部）和代表团秘书吕聪敏（外交部）。据后任李鹏总理外事秘书并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的吕聪敏先生的回忆，此代表团名单是经周总理亲自审定的。
　　
　　在出访前某晚11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医学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并点名见每位成员。当叫到我名字时，我紧张地站起来，立正说“到！”总理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东方红医院（文革时期瑞金医院被更名）”。总理又问：“会不会扎针灸？”我说：“会一点。”周总理在会见时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我们作为民间的使者，态度上要“不卑不亢”，执行“微笑外交”。总理会见后我们认真学习和讨论了总理的指示，努力领会其精神，周总理料事如神，他在会见时说，“如果尼克松总统要见你们，可以答应，不必向国内请示。”代表团几天的讨论，由浅入深，甚至议到若见到尼克松总统时握手，手臂弯到什么角度才是“不卑不亢”。在访问中遇到群众场合，均要面带微笑，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却决不能含糊。如提到中国，一定要讲明“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能是“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还与美国有外交关系。通过学习，我们体会到这次出访，名义上是民间医学交流，实际上是一次人民外交，因此感到责任重大。
　　
　　尼克松总统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
　　
　　做好了思想准备及一些必要物质准备，每人一套西服、一套中山装——西方人称的毛式服装（Mao jacket），一顶人民帽，以及极少的备用外币，说好尽量不要花。我们于1972年10月12日由北京出发，取道法国，第二天再飞越大西洋，抵达美国东海岸纽约市（当时没有国内直飞北美的航线）。在纽约机场上，我们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先是在机场休息室参加一个简短欢迎会，由世界著名心脏病专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保健医生怀特（Paul D. White）教授致辞。以后，每位代表团成员的行李均挂了VIP卡，美国海关总署署长亲莅入关现场，我们所有行李均获免检。过海关后，全团在严密的保卫下，通过专用通道很快出机场赴我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一路上有数辆摩托车开道。我们的专车上有警卫人员随车，还有警车殿后，一路呼啸而过。我们后来知道，这几乎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每当车行至十字路口，警笛一拉响，全部绿灯放行。路上行人均驻足而望，我们则对他们招手微笑，他们见我们一律穿中山装、戴人民帽，便知道我们来自“红色中国”。第二天，我们由美方的陪同，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医学院院长、著名心脏病专家戴蒙德（E. Grey Dimond）教授以及我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同班同学、美籍心脏病专家郑宗锷教授等数人护送至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正式访问。
　　
　　在与美方陪同商谈访问日程时，我们发现预计在华盛顿逗留的五天期间，有个周三没有安排，吴蔚然团长即领会美方可能有特殊安排。果然，次日美方陪同向吴团长提出“尼克松总统明天（周三）要在白宫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具有丰富外事经验的吴团长胸有成竹，欣然接受。当然代表团每位成员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因毕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接见的那天，天气晴朗，我们乘坐的大巴由专人引路，经过几道关口进入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等候。第一位出迎的白宫官员是新闻秘书齐格勒先生，他在与吴团长交谈时，提出因代表团性质特殊，涉及医学专业，要我担任尼克松总统和我方团长的现场译员。我们团里有外交部和卫生部的官员，吴团长与他们简短交换意见后表示同意，我立即欣然答应，一个快步走到团长的身边。不一会儿，总统办公室的门开了，尼克松总统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迎接来自新中国的客人。他身边还站着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我马上走前一步，面带微笑伸出右臂（采取半曲的弯度，以体现不卑不亢）与他握手，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把代表团的团长、成员一一介绍给他。我们被引进他的办公室。大家均站着，团长与他交谈，我就担任了双方的译员（这在官方场合是少有的，通常总是各方用自己的译员）。由于我们是医学代表团，主要是来考察美国的肿瘤和心血管专业方面的工作，所以双方均表达了共同开展这些疾病防治工作的意愿，气氛十分融洽。一年前，基辛格访华期间，吴蔚然团长曾在北京协和医院（时名为反帝医院）为《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赖斯顿（James Reston）做阑尾切除手术，后来因术后腹部胀痛赖斯顿还接受了李占元医生的针刺和艾灸治疗，赖斯顿为此专门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并介绍了的中国针灸，因此会见时尼克松总统把吴团长作为Scotty Reston的医生介绍给在场的记者。
　　
　　这时我旁观一下，屋子里挤满了美国国内和外国记者，大大小小的“炮筒”（麦克风）都对着我们。当谈话快接近尾声时，尼克松总统面对代表团说：“我非常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来美国访问。”在讲到我国国名（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时，他特别谨慎，放缓语速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因为美方当时已习惯于称“Republic of China”，所以我非常仔细地听着，如美国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出错我需有礼貌地提醒他加以纠正。最后尼克松总统说，“你们回国时请代我向周总理和毛主席问好”。说完这话后，他转过身去，显得若无其事，怕我方没有回音。吴团长非常机敏，在我将此话翻译后当即不卑不亢地回答（尼克松总统立即转过身来直面团长并全神贯注）说：“当我们离开北京时有机会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托付我们向您问好。”这是接见的高潮。此时从边门走来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小女孩，走至总统跟前，总统弯下身来听小女孩的耳语，状极亲热。总统随即对我们说，此小女孩是白宫女工作人员的女儿，她知道今天是代表团中享誉中外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的生日，特别前来向她祝贺。这一插曲一方面显示美国总统对白宫一般工作人员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表达了对我国德高望重的老专家的尊重。这些精心策划的节目是对我代表团的友好和重视。接见结束前，大家都随意地站着让在场的媒体拍了全体照。
　　
　　在离开白宫时尼克松总统说：“我热烈欢迎你们的来访，在你们接下去近一个月在全国各地的参观访问中，我保证向你们提供一切便利。”果然，在对美国六大城市的访问和学术交流中，我们一直享受着贵宾级待遇，有专用的车队，摩托车开道，严密的安保措施，参观了许多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和教学机构，现场观摩当时最先进的心外科手术，听取了有关医学领域的最近进展介绍，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美国同行和医学生举行座谈和交流，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这些访问活动中，我都被指定为首席翻译，使原来给代表团配备的美方专职翻译Alito先生（哈佛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毕业后曾去台湾专攻汉语2年）几乎无事可做。记得在我国中秋节那天代表团到美国国会参观访问，由我给参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担任翻译，他们热情地按中国传统方式用月饼招待我们。在纽约市访问时，当时的市长林赛先生亲自出面接待。在访问芝加哥、波士顿、堪萨斯城等城市时，当地的政要和医学界名流也纷纷出面接待，关于代表团的报道还上了一些全美及医学专业报刊的头版和封面。国内《人民日报》也对代表团的访美活动作了全程跟踪报道。
　　
　　我们访美的最后一站是西海岸的旧金山市。访问结束时，美方安排了一个盛大的烛光晚餐，并安排部分代表团员出席一大型记者招待会。到会百余名记者提了各种问题，吴蔚然团长一一作答，仍由我担任翻译，全场气氛十分友好、轻松，当时在国内还被视为“敌台”的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VOA）记者也在场多次提问。一些记者见我们谈论很多医学以外有关中国的问题，并且我英文流利，表现活跃、幽默，当场封我为“中国之音”（Voice of China，VOC），引起哄堂大笑。结束在美国一个月的访问后，代表团继续访问加拿大和法国，整整出访两个月，胜利回国，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民外交活动。
　　
　　“医学外交”在中美医学交流领域的破冰作用
　　
　　民间交流（当时称“人民外交”）是中美关系的重要一环。在我们访美之前，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于1971年4月访美，在我们之后又有中国沈阳杂技团于1972年底访美，我们三个代表团均在白宫受到尼克松总统的接见，在美国社会各界均引起较大的反响。“医学外交”在中美医学交流领域起到了破冰的作用。借吕聪敏先生的话来说，此次医学代表团访美，“是‘文革’特殊年代中央高度重视对美工作的一项重要外事活动。它虽以民间外交名义出现，但使命重要，备受关注。”
　　
　　事实上，这次医学代表团的访问，是对1971年9月美国医学代表团访华的一次回访。当时美国医学代表团由四对夫妇组成，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怀特教授夫妇和戴蒙德教授夫妇外，还有纽约西奈山医学院耳鼻喉科罗森（Samuel Rosen）教授夫妇和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公共卫生科赛德尔（Victor Sidel）教授夫妇。这次访问是在中华医学会的邀请下美国医学界对新中国的首访，而且四位教授均为美国医学界知名人士，故我方极为重视，记得当时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出面接待怀特教授夫妇，著名临床内分泌学专家朱宪彝教授出面接待戴蒙德教授夫妇，而我则负责接待赛德尔教授夫妇以及代表团的全程陪同工作。当时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还接待了代表团的部分成员，给他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人民外交”具有草根性、公共性和扩散性特征，作为“人民外交”的一部分，医学等民间学术交流则更具专业性和可持续性。新中国中美医学界的首次互访打开了中美医学交流的闸门，从此两国医学交流聚水成溪，聚溪成河。当年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均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促进中美医学交流乃至改善中美关系作出了贡献。如上述罗森教授夫妇和赛德尔教授夫妇不仅自己一生致力于中美医学和民间交流，其子女也深受影响，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赛德尔夫妇之子马克?赛德尔曾任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罗森夫妇之子约翰?罗森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客座教授，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和中国政府颁发的国际友谊奖——整理者）。
　　
　　戴蒙德教授夫妇于1974年联络中国人民的友人斯诺先生的生前友好和美国各界友人在斯诺故乡密苏里堪萨斯城设立了“纪念埃德加·斯诺基金会”（The Edgar Snow Memorial Fund, Inc.），该基金会除与中国有关单位联合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斯诺的纪念和出版活动外，还致力于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活动。1979年该基金会设立“斯诺讲座”，计划每年邀请一位不同专业的中国学者到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进行讲学和交流活动。1979年我作为医学界人士受邀担任第一届“斯诺访问教授”，此后直到2006年的各届“斯诺访问教授”分别是周广仁（钢琴）、韩德培（法学）、英若诚（戏剧）、吴作人（艺术）、黄昆（物理学）、蒋元樁（新闻）、钮经义（生化）、陈占祥（工程与城市规划）、林菊英（护理学）、傅靖生（艺术）、张礼和（药学）、王俊宜（经济学）、郑咏（声乐）、陈辉（国际金融）、陶澍（环境地理）、高尚全（经济学）、李萍萍（医学）、徐昌俊（作曲）。“纪念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是美国具有典范性的有较大影响的知华友华民间组织，它继承了斯诺的事业，为中美关系谱写了新的篇章。
　　
　　在我口述此文时，当年新中国医学代表团首访美国的不少当事人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存在我的心里。（公共外交季刊）
　　
　　（本文由徐家裕先生口述，徐以骅记录整理）
　　
　　徐家裕：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消化内科主任、院长。
　　
　　徐以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