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正在日益成为一种“政府对人民”沟通中的第三者”，承担了传统外交所无法达到或适应的角色功能。跨国公司具有重大的公共外交能力和影响：波音公司游说美国，促进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丰田汽车公司公关，挽救日美汽车贸易谈判破裂败局；政府与跨国企业“联姻”，经济关系政治化；减少文化观念冲突，规避政治投资风险。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国际关系领域陆续出现一些非国家行为主体，他们参与国际活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承担国际义务，推动和加深各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存，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这些非国家行为主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跨国公司。人们从力拓公司撕毁与中铝的195亿美元收购协议案以及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可以看出，当全球生产方式、消费与产品结构演化到一定程度时，跨国公司就可以获得过去一个民族国家内的企业所没有的影响力，其作用早已超出传统理论所讲的对东道国的影响。跨国公司操纵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充当母国的外交工具，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秩序的巨大力量。
　　
　　跨国公司影响国际关系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借助他们各自在国际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以及国际经济交往的各种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使其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
　　
　　波音公司游说美国，促进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
　　
　　公共外交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在2001年中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PNTR ）的问题出现以后，美国波音公司不遗余力地为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行多方面活动。波音公司作为美国工商界在中国利益的集中体现者和重要受益者，进行了一系列游说活动。
　　
　　一是通过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领导商业组织对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层人士进行游说。波音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各商业组织中都担任着重要职位，并在组织活动中起领导作用。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利浦•康迪不仅是美中贸易商业联盟的主席之一，也是商业圆桌会议国际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主席。早在1999年6月的声明中，康迪就强调了扩大中美正常贸易关系的重要意义，他说：“中美贸易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这一关系也为美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
　　
　　二是通过公司的民间组织对美国民众进行宣传，改变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以达到利用选民的力量改变议员立场的目的。美国国会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选举政治的影响，每个议员在投票时不得不考虑到选民的巨大力量。因此，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如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实际上就基本达到了影响议员的目的。为此，波音公司领导的商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民间活动，主要通过媒体广告和散发宣传品等方式达到改变美国民众中反对者立场的目的。此外，他们还利用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进行宣传。波音公司由于很好地利用了美国选举政治的特点，通过选民向国会施加压力，最终使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得以顺利通过。
　　
　　从上述案例可以明显看出波音公司在通常情况下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进而影响中美关系所采取的方式。波音公司面对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充分发挥了它的影响力和主动性，不仅为自己争得市场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减少其在华投资的政治风险。
　　
　　丰田汽车公司公关，挽救日美汽车贸易谈判破裂败局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当时摩擦的焦点在于限制日本汽车对美国的出口。以1993年为例，美国对日本汽车出口总计1265亿日元，而日本对美汽车出口则高达25760亿日元，后者为前者的20多倍。汽车占日本对美贸易赤字的近一半。由于在汽车及零部件进口等议题上长期无法达成协议，1995年5月16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发表声明，宣布鉴于日本在汽车的替代零部件和配件等售后市场存在市场壁垒，美国决定根据301条款对其实施制裁。具体措施是对日本产的本田、丰田、日产、马自达和三菱等5家品牌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涉及产品的总进口额为59亿美元。同时，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指控日本限制美国产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进口。
　　
　　但在表面上的剑拔弩张背后，日美双方开始了艰苦的汽车贸易谈判。日美双方由美国贸易代表坎特与日本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直接会谈。在谈判破裂的最后一刻，丰田汽车的会长丰田章一郎开始在东京与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紧急会晤。6月28日，在爱知县丰田市召开的丰田股东大会上，丰田章一郎将代替因病疗养的弟弟丰田达郎担任会议主席。因此，在这个之前的一周，丰田章一郎都以准备股东大会为由在名古屋闭门不出，这为他秘密造访东京提供了极大便利。
　　
　　据日本媒体的事后报道，为了避人耳目，6月27日下午3时，丰田章一郎和蒙代尔特地选在东京港区赤坂的美国大使官邸会晤，而不是近邻的美国大使馆。会谈中，双方可谓一拍即合，设法避免日美交涉的决裂成为双方共同的目的。一方面，丰田始终反对所谓的自主零部件采购计划，希望通过在美国开设第三家工厂等途径避免制裁。另一方面，蒙代尔大使也深知仅要求增加零部件购买的金额并不能使日方屈服。就在28日日内瓦的日美政府间谈 判决裂后，29日零时，丰田正式发表了题为“新的国际商业计划”的自主计划。丰田1998年度的北美计划具体包括：与通用合作生产（包括“Prism”在 内的）整车110万台；至1998年，将在美国的独立工厂（TMM）的产能扩大50万台；研究在美国建立第三家工厂的事宜；将在北美现地生产的车种增加3至4个等。在丰田发表上述计划之前半小时，日产已率先发表了题为“全球结构改造方针”的自主计划。在丰田之后，本田、三菱和马自达也相继发表 了各自的自主计划。在日本企业提出新的计划后，日美两国政府随后发表共同声明，宣布达成协议。随后，本田、丰田和尼桑等日本公司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并且通过企业的公关活动，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也逐渐平息了政治上的不良反应。
　　
　　政府与跨国企业“联姻”，经济关系政治化
　　
　　在近年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许多跨国公司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以摆脱自身的危机，而各国政府为减少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干预经济的力度也明显增大，在诸多领域出现了企业和政府合作的管理模式，官方和私人企业的大型战略联盟，这就使得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了公共外交领域中的重要一环。从理论上讲，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活动是为其国家的重大利益服务的，他们能获得原材料和国际市场，有利于本国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在现阶段，无论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行为主体如何发展，都毕竟只是一个企业，他们相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仍然处于劣势，因此往往需要母国给予各种保护和方便。
　　
　　多里默斯(Paul N. Doremus)等人研究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各种工业部门和活动中的表现，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跨国力量正在导致国家政策、国内经济结构和跨国公司行为的趋同。他们认为，母国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观念仍然有力地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战略和活动，公司的国内根源仍常常是决定公司行为的主要因素。尽管多年来一直有学者鼓吹跨国公司超越民族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无国界等观点，但从母国的角度来讲，他们不可能放弃对跨国公司的控制，也不可能允许跨国公司放弃国籍。正是由于跨国公司与母国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跨国公司的行为和利益要求日益打上了其母国政府政治的烙印，经济关系政治化已成为跨国公司处理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一种基本模式。换句话说，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母国有益的公共外交工具。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卡尔•多伊奇曾指出：“与各国利益直接相连的……是在国外采取散播本国意识形态的政策，以及与他们的目标相一致的文化和科学交流政策。公共外交是现代外交思想的永恒主题，而跨国公司则担负着向世界散播一国价值观和思想的重任，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还可以成为传播美国自由企业制度思想，甚至是美国价值观念的重要媒介和途径。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在国家交往中扮演特殊的角色。美国政府与互联网企业“联姻”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2009年，美国政府公开利用推特操纵伊朗及洪都拉斯等政治事件。在2010年6月的伊朗大选中，因反对派对选举结果不服，便通过推特传播讯息号召民众上街示威游行，最终导致蔓延全国的骚乱。有西班牙媒体分析称：“美国中情局借助推特从中操纵。”上述案例说明，互 联网与美国外交之间的暧昧关系逐渐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目前，通过国际信息和文化交流来增进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彼此认识，已成为美国国务院“明确而至关重要的目标”，其目的旨在向国外投射更有利的形象，改变国外民众对美国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进而争取其他国家支持美国的政策。
　　
　　减少文化观念冲突，规避政治投资风险 公共外交日益具有成为现代经济安全政策的必要成分。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国家试图通过武力方式增加自身安全系数已经变得愈加困难。在这种新背景下，经济安全政策已经从狭隘的经典概念拓宽至非军事因素，如社会、文化和通讯。公共外交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拓展的防火墙，是避免投资政治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各国领导人早已开始意识到：以相对少的投资开发今天的公共外交信息和文化宣传，可以减少日后更加昂贵的经济与政治冲突。
　　
　　例如，联想成功收购IBM的个人计算机（PC）事业部后，思考本（ThinkPad）就在美国政府采购名单中被除名。除高科技领域以外，能源领域的国际并购也举步维艰。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议案，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加以阻挠。2011年，华为并购三叶系统（ Leaf System ）再次失败，红杉资本副总裁徐峥表示，除所谓国家安全因素外，文化的冲突和摩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北大国际工商管理硕士（MBA ）美方院长杨壮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仅在美国，在非洲和欧洲等地也遭遇怀疑态度，其原因主要在于价值观念的冲突。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大幅度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也会相应加重。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通过善意的行为和话语赢取别国民心，并通过塑造本国良好形象和改变他国政府及人民看法的方式来推动本 国跨国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这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增加投入，巧妙地运用自己的软实力做好说服工作，加强与各种行为体的对话沟通，运用各种形式宣传自己的政策目的，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消除敌意，建构和谐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实力日益壮大的中国跨国企业，作为世界经济的基础部分，在跨国经济活动寻求生产、技术、资金和市场等资源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成为一种“政府对人民”沟通中的“第三者”，以承担传统外交所无法达到或适应的角色功能。正如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两会上所说的，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