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以来，彭丽媛也作为主席夫人频频一同出访。其美丽的形象、优雅的仪态、自信的表现，以及致力于公益事业等行为，不仅在国内引发好评如潮，还引发了外媒的“彭丽媛热”，成为国内外媒体抢先报道的焦点。报道称她为“美丽大方的中国第一夫人”、“中国范儿”、“让世界眼前一亮”、“优雅”、“大气”，以及“中国的新名片”、“中国魅力攻势”或“中国软实力”新的诠释者等等。“彭丽媛热”让全世界都不禁惊叹“第一夫人外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其实，中国的“第一夫人外交”兴起是世界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俄罗斯曾经的第一夫人柳德米拉、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夫人金润玉、英国首相卡梅伦夫人萨曼莎·卡梅伦、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夫人阿斯玛等都是外交事务中的活跃人物，为助力夫君不遗余力，有的甚至单独出访充当国家关系的纽带。“第一夫人外交”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女性角色与外交角色的平衡

　　

　　“第一夫人”的称呼来自欧美国家，是对国家元首夫人的尊称。在欧洲，最初使之拥有实际统治权的女王、女皇、女摄政王等，这些人不仅是女性角色，而且是拥有国内最高权力的政治角色。“第一夫人外交”在本质上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是指一国国家元首夫人，为执行最高领导人授予的外交使命或倡导非主权类议题，与社会各界开展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交往活动，是新时期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女性角色，第一夫人在具体外交实践中，需要平衡女性、首脑和公众三方面的社会角色。

　　

　　1。平衡女性与首脑的关系，扮演首脑外交的“左膀右臂”角色

　　

　　第一夫人的外交权力基础是十分脆弱的，缺乏明确的法律和制度支持，完全依靠首脑的授权，只能发挥首脑外交的“辅助者”和“支持者”角色。历史学家卡尔·安东尼（CarlSferrazzaAnthony）就坦言，“只有总统和第一夫人才能决定第一夫人的权力范围，即使通常她没有总统的见识和许可。”然而，一旦这一角色发挥得当，也能对首脑外交起到“如虎添翼”的效果。

　　

　　作为支持性角色，第一夫人最基本的工作是陪同第一领导人出访，可以通过其女性的魅力与温柔的气质，改善第一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过于强硬的形象。特别是在国家间关系存在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或者两国存在深刻分歧的时候，第一领导人不得不申明必要的外交政策立场，此时第一夫人出场，则有助于缓和潜在的紧张局面，为国家间关系起到难得的润滑效果。例如，肯尼迪夫人的优雅与美丽赢得了戴高乐与赫鲁晓夫的好感，她的表现展示出她对对方的理解与尊重。肯尼迪说：“她是我最棒的外交官。”再比如里根夫人南希的俏语和幽默被称为“推动了冷战的结束”。

　　

　　抛开领导人在军国大事上的关系不论，出于各国所共同遵守的外交礼遇规则，第一夫人的出访必定会受到隆重的接待，不仅可在出访期间与被访国“第一夫人”在交往中建立友谊，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与受访国民众的沟通和理解，能够起到“以民促官”的良好效果。作为前者，相对于第一领导人之间的“硬交往”，第一夫人们之间的“软沟通”可以为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机遇之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认为，“第一夫人们建立友好关系为各国首脑提供了某种低调的交流方式。”作为后者，第一夫人与访问国社会各界的交往，尤其是着眼于人民友好的交往，更能为最高领导人开辟一片广阔的外交空间，起到补台和呼应的效果。

　　

　　2。平衡国家角色与社会角色，扮演公共外交的“形象大使”角色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没有他国民众对一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两国政府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必然会沦为一纸空文。相比最高领导人出访强调国家利益，第一夫人更强调展现国家形象，强调向社会各界传递本国人民对受访国人民的友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夫人就是一个国家的“首席形象大使”，是一国国家形象的名片和天然的代言人。

　　

　　作为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席形象大使”，第一夫人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都关乎国家形象，受到舆论高度关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穿戴，福特总统贝蒂·福特的发型，以及现任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健身与饮食方法，都在引领美国社会的时尚方面有着魔法般的效果。彭丽媛首次作为主席夫人出访走出机舱舱门后的微笑、穿戴、皮包以及一言一行都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被媒体赞为“丽媛style”。在信息化时代，第一夫人的形象塑造功能被无限地放大，甚至一些国家建立了“第一夫人”办公室，配备了专门人员，囊括了政策、传播、化妆、联络、日程、社会事务等领域中的专业人士，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工作团队。

　　

　　3。平衡女性角色与社会角色，扮演民间外交的“桥梁纽带”角色

　　

　　在很多场合下，第一夫人也并非完全依附最高领导人，而是独立承担起公共外交的角色。比如代表第一领导人单独出访；出席一些重大的国际文化活动的开幕式和盛会典礼；以及致力于推动社会关注的一些全球性问题；呼吁全社会关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失败的群体；倡导慈善、环保和人道主义关爱等议题。尤其是作为女性，第一夫人往往更多扮演与女性相关的角色，替代最高领导人起到“母仪天下”的效果。

　　

　　第一夫人可以作为第一领导人代表出访他国，传达第一领导人的外交理念与政策。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如果两国关系紧张，第一领导人在场可能导致僵持局面，那么第一夫人作为代表单独出访可以避免或缓和这种紧张气氛；另一方面，第一夫人可通过她们的亲眼观察与亲身经历，为其丈夫提供可靠的第一手的信息。最著名的例子是卡特夫人1977年出访拉美七国，当然她并非只是一个人，而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副国务卿以及七国驻美大使陪同。她的使命是向拉美七国领导人解释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但不进行任何承诺，也不讨论具体的事务。《芝加哥阳光时报》事后评论道：“第一夫人罗丝琳·卡特让美国感到骄傲。在不断发展的美—拉关系中，她之前出访拉丁美洲所建立的友谊是十分宝贵的。”

　　

　　同时，第一夫人可以作为文化使节，表达文化共鸣。小布什夫人曾说：“加深我们友谊的最好方式之一是更好地理解我们各自的文化。”第一夫人常常需要参加一些与被访国文化相关的仪式或活动，而几乎所有的被访国都会为到访的第一夫人提供一门“历史课”。例如，奥巴马夫人到墨西哥的单独出访时，其中一个活动是参观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以让她“更好地了解墨西哥的历史与其丰富的文化。”再如，福特夫人曾在访问我国时，在一群练芭蕾舞的学生面前乘兴起舞，这一谦虚的破冰之举“被誉为比外交官们的谈话意义更加深刻”。

　　

　　此外，第一夫人还可以作为人道主义使节，表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包括妇女的权利、教育、消除贫困和疾病等。克林顿夫人到巴基斯坦的访问被称为“展现出一个国际母亲的形象，她轻抚婴儿的面颊，慰问有病之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小布什夫人劳拉访问阿富汗，表示美国发动战争并非针对普通民众，传递美国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

　　

　　二、“第一夫人外交”的制约因素

　　

　　有学者考察了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的外交表现，发现“第一夫人外交”涉及的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其外交成效如何受制于多种因素。它既会受到第一夫人个人心理和性格因素影响，也会受到一国外交制度因素影响，还会受到社会生态等外在因素影响和制约，这使得第一夫人外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人那里，表现各异。不过，就“第一夫人外交”的效果而言，主要受制于三个因素的影响。

　　

　　1。人格特质因素

　　

　　尽管不少学者对通过个性心理因素分析政治并不看好，但第一夫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研究第一夫人外交角色所无法回避的，其外交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夫人个性与公共情绪是否吻合；取决于其心理素质和性格特质，比如年龄、身高、体格、外貌、精力、健康、表达、智力、学识、洞察力、创造力、积极性、坚韧性、责任感、信誉度，甚至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意识形态、政治观点、政治参与等等。在诸多因素中，对“第一夫人外交”影响力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尽管一些第一夫人或凭借相貌迷倒众生，或凭借发型和时装等时尚引领潮流，但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是否对公共事务怀有高度的热情。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希拉里·克林顿，她之所以在外交上影响巨大，被称为“希拉里的积极主义”，真正原因在于她积极地参与一些政策性事务，特别是与民权、妇女、儿童、环境相关的议题，积极投身有关健康照顾、儿童收养、堕胎权利、选举权利、移民和国内暴力等政策领域。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则是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首次出访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高度关注。尽管彭丽媛美丽的形象、优雅的仪态以及得体的服饰是引发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根本原因还是彭丽媛本人高度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她不仅是红遍中国的女高音歌唱家、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人物、中国文联副主席，还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中国控烟协会控烟形象大使、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等公共事务角色，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团”。

　　

　　2。正式制度因素

　　

　　迄今为止，由于各国均没有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她们在外交中发挥什么角色，以及在某种角色上发挥到多大程度，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外交授权。最高领导人往往会根据内外各方面的反映和效果，扩大和取消对第一夫人的外交授权。因此，第一夫人很少卷入政策性外交事务，也避免卷入官方交往（最高领导人授权除外）。从各国经验来看，第一夫人更多活跃在非政策类事务上，致力于医疗保健、疾病控制、儿童和青少年教育、支持女权等，主要辅助领导人开展针对社会公众的交往。由此可见，第一夫人参与外交的权力基础非常脆弱，一旦遭遇社会和政治压力，就会从台前隐身幕后，难以发挥制度性影响。

　　

　　一些女权主义者为此批判现有“第一夫人外交”存在的“霸权主义女性偏见”。实践中形成的性别化外交角色限制了第一夫人的表现，第一夫人所从事的外交事务都或多或少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相关，整个社会均接受对女性赋予一种强烈的依赖男性逻辑。芭芭拉·贝塞克（BarbaraBiesecker）鼓励女权主义学者研究将女性客体化的文化和制度实践，强调制度对“第一夫人外交”的抑制性效果。事实上，尽管各国政府对第一夫人的制度性角色缄默不语，对其在外交中的作为既不拒绝也不鼓励；但现有制度的确对“第一夫人外交”不太积极，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绝非空穴来风。“第一夫人外交”要想真正取得进展，没有制度革新是办不到的。

　　

　　3。社会生态因素

　　

　　寻求公众支持是信息化时代所有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战略，不仅“第一夫人”如此，总统等国家元首亦是如此，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已经从“讨价还价”型总统变成了“公关型”总统、“公投型总统”（plebiscitarypresidency）、营销型总统（MarketingPresidency）、“修辞型总统”（RhetoricPresidency）等。

　　

　　传统上，各国教科书、媒体和社会大众习惯于将第一夫人看作是各国国家元首的附属物，其政治日程、职责和社会影响力均被忽视。即便一些提及第一夫人的文章也仅仅是将其看作是“第一家庭”的“第一主妇”，并没有提及更多的政治内涵。在学校的教育系统中，也缺乏对第一夫人角色和职责的足够知识教育，教科书中几乎完全看不到第一夫人的影子。此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公众对第一夫人的了解，更限制了媒体对第一夫人报道的积极性。

　　

　　真正推动“第一夫人外交”的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纪以来大众传媒的革命性发展。1885年，铅字印刷技术的突破，驱动了大众发行的报纸与杂志的出现，激发了公众对“第一家庭”的浓厚兴趣。对其频繁的报道让第一夫人越来越为公众所熟知，第一夫人也成为饱受关注的“社会名人”，进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名人外交”的重要担当者。历史学界贝蒂·卡洛里（BettyB。Caroli）剖析了第一夫人饱受媒体关注的原因，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总统夫人以清晰的角色，媒体关注总统夫人如何对总统“枕边风”，以及总统夫人作为女性典范的地位对演艺界、体育界和社会各界女性群体所具有的号召力，均对媒体报道第一夫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妇女获得投票权后，尊重女性权利成为“政治正确性”的律令。整个社会对第一夫人参政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夫人被期望成为推动女权解放运动的旗手。最典型的是爱蒂思·罗斯福（EdithRoosevelt）、海伦·塔夫脱（HelenTaft）和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Roosevelt）均积极寻求参与政治事务，并推动在社会中实现。埃莉诺甚至开创了“第一夫人”到国会作证的先例，第一夫人的外交能力受到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电视的普及，第一夫人参与外交逐渐被揭去神秘的面纱，大众传媒在报道首脑外交的同时，镜头焦点自然而然地锁定了第一夫人们的表现，第一夫人的外交能量才为社会所关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革命的推进，更是极大地解放了网站、播客、博客、微信、网络社区等参与外交事务的积极性，网络外交成为信息化时代外交的一种新形态。在网络外交时代，只要第一夫人走进外交舞台，无论她走到哪里，也不管大众传媒是否报道，都会成为一种新闻事件，成为一个国家十分重要的外交资源。

　　

　　不难看出，置身于复杂的政治关系网络，第一夫人受到人格、社会和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其中，人格因素是前提。没有积极的人格特质，“夫人外交”便无从谈起。社会因素是基础，正是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呼吁造就了“第一夫人外交”。制度因素是关键，只有在制度上确定“第一夫人外交”的合法地位，才能根本上提升其潜能。

　　

　　三、推进“第一夫人外交”的制度化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均对第一夫人们保持极高的报道兴趣，社会舆论也高度关注第一夫人们的表现，决定了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将越来越大，各国均将发挥第一夫人的外交潜能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外交课题。一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各国对“第一夫人外交”局限于演绎女性角色的倾向，认为第一夫人完全可以演绎一些社会议题，甚至一些男性角色的议题。法国学者勒伯拉·肖巴尔在《第一夫人，第二角色》一书中认为，尽管第一夫人们频繁出现在外交舞台上，但其角色始终是“第二角色”，是有其明确边界的，不能挑战最高领导人的外交主导地位。还有人认为，应发挥“第一夫人外交”的替代性功能，鼓励第一夫人独立履行外交使命。事实上，从“第一夫人外交”所面对的各种制约因素来看，要想真正发挥好第一夫人的外交作用，又避免引发外交混乱，最根本的思路是推进“第一夫人外交”的制度化，赋予第一夫人正式外交权，为执行外交政策服务。

　　

　　1。推动“第一夫人外交”从作为一国首脑外交的辅助向一国公共外交组成部分转变

　　

　　“第一夫人外交”是全球化时代一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体外交的发展需要。它应与其他外交管道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不能另起炉灶、单搞一套。从性质上来说，“第一夫人外交”最初是首脑外交的辅助，是与首脑外交并行的“外交之翼”。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外交形式，“第一夫人外交”在实践中必须明确遵循“三个符合”原则，即符合国家利益、符合人民期待、符合政府政策。同时，“第一夫人外交”与各国文化密切相关，特别是人民对女性、妻子、母亲、家庭的基本观念，其一切行为应在女性及其社会角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第一夫人外交”还须符合政府立场，必须严格执行外交政策，不能越权逾界。如果第一夫人发出了与官方相悖的声音，那么会将其丈夫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地位，很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

　　

　　2。推动“第一夫人外交”从临时性的授权角色向正式的制度角色转变

　　

　　“第一夫人外交”也并非毫无约束，而是有着很强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必须遵守公共外交的普遍规律，必须遵守一个国家外交的制度和纪律。在适应时代与社会呼声的同时，有必要对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进行合法化、明确化、规范化。首先，推动“第一夫人外交”的立法工作。目前在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均无第一夫人的法律条款，应起草制定《外交授权法》，将包括第一夫人在内的各种外交角色的权责明确下来。其次，构建“第一夫人外交”的正式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在国内外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很多国家都在最高领导人办公室系统内设立了专门的“第一夫人”办公室，并建立起专业化的行政团队，“第一夫人外交”正在步入法律化制度化轨道。第三，明确“第一夫人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的协调和沟通，使之与整个外交系统相匹配，共同服务于外交政策和国家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程序上可让第一领导人予其任命令，像任命行政官员一样，使其外交行为与整个外交系统协调运转。

　　

　　3。推动“第一夫人外交”从国家政策执行者向国家形象和社会道德代言人角色转变

　　

　　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实现形式，“第一夫人外交”的能量完全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决于舆论的焦点和民众的注意力。因此，“第一夫人外交”不能循规蹈矩，必须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牢牢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跳动的脉搏，在新奇特上下功夫，在入目入脑入心上做文章。迎合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呼吁，第一夫人的公共外交职能不仅要执行国家政策，更要为多样化的社会利益代言。尤其面对妇女权益、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疾病控制、慈善救助等社会议题，第一夫人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弱势群体，发挥人道主义精神，对弱势群体施以援手，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充分发挥第一夫人的此种形象代言人的职能，构建专业化的助理团队，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国际观察）

　　

　　作者：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