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相当重要的国家之一。从经济方面看，以前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数年前，日本不断增加对华投资，同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外，从日本安全保障方面来说，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政府、日本人都已经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认识到，日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就像日本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一样重要。另外，日中之间有各种误解，存在着一些不信任感。所以，日本对中国开展积极公共外交的想法越来越强烈，通过媒体报道和双向交流等方式，让中国百姓广泛、深入地理解日本，希望能消除其对日本的不信任感。

公共外交包括很多要素和形式，一是替本国对外说明政府的政策、做法、国情等；二是文化交流；三是在海外传播本国的语言；第四是开展各种双向交流。

以从事对中国公共外交具体工作的笔者的立场看，公共外交就是与外国市民接触，通过媒体、文化、教育和市民等交流，影响他们的想法（舆论），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做法是很重要的，对本国政府处理同外国复杂、多样的关系很有助益。日本只有通过与中国的双向交流，才能增强中国人对日本的亲近感和理解。

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舆论”，即“舆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基于什么样的信息形成的？怎样才能够预测中国的“舆论”？中国外交是否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我们作为外国人能否影响中国的“舆论”……

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众多前辈长期努力，日本同中国在人际交往、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中国人如何看日本及日本人，还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结论是大不一样的。

2006年12月29日，中国《环球时报》刊登的对北京等5个城市的1361名市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重复回答）如下：

问：哪对双边关系对中国影响最大？
答：①中美关系78%，②中日关系48.7%，③中俄关系19.8%。
问：中国与邻国关系中，哪对关系最重要？
答：①同日本60.2%，②同俄罗斯51.5%，③同印度9.7%。
问：最想去的国家是哪国？
答：①美国32%，②法国9.4%，③日本8.6%，④英国8.1%。

2004年秋天，日本研究中心（Nihon Research Centre）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媒研究所调查中心共同在中国实施民意调查，在“对日本有什么样的印象”方面，回答“喜欢＋怎么说都喜欢”的合计29%，“讨厌＋怎么说都讨厌”的合计40%。该中心称：“最近10年，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减少了10％左右。”

日本研究中心2005年6月在中国又实施了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回答“对日本没有亲近感”的比率为71%，远远超过“对日本有亲近感”（16%）。在回答“对日本没有亲近感”的理由中，排在最前面的“历史认识”占69%、“领土问题”占51%、“日本反华情绪严重”占47%。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每隔两年实施一次有关日本的民意调查。如2006年9－10月的调查，对象包括在日本的中国人在内。结果显示，在日中国人亲日的比率是很高的；在“对日本是否有亲近感”方面，回答“有非常亲近感＋亲近感”合计占7.5%，“一般”占37.6%；回答“没有亲近感＋几乎没有亲近感”占52.9%。

在问到“为什么有（没有）亲近感”的原因方面，回答“有亲近感”的理由有：“两国友好交流源远流长”占24.1%；“日本经济发达”占22.7%；“有留学、访问日本的经历”占16.3%；“有日本朋友”占10.8%；“亲戚朋友在日本”占9.2%；“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占2.4%。

在对“没有亲近感的理由”的回答中：“日本没有反省侵略中国的历史”占63.5%，“日本侵略中国”占27.3%，“日本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占5.3%，“自己或朋友同日本人发生过不愉快”占0.7%。

总体来说，学习日语、访问过日本、同日本人有交往的中国人与没有这些经历的中国人相比，对日本是有亲近感的，而“来过日本回去后还讨厌日本”这样的人是相当少的。在中国人当中，对今天的日本及日本人知道相当少的人，对日本的看法是严厉的，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战后的日本同二战前及二战中的日本是不一样的，日本实施防御性国防政策不会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等看法。中国人对日本形成否定的印象不是同日本人直接接触的结果，有许多人是通过中国媒体和出版物获得的信息。

这些就是日本对华开展公共外交课题的启示和挑战，因此，有必要在媒体、出版领域加强努力，同时，直接同中国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加深其对日本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人认识日本的途径

日本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媒研究所2005年6月联合进行民意调查，对中国人、日本人获取对方和亚洲各国信息的途径进行比较，其结果是：“新闻报道、广告”中国占76%，日本占67%；“电视节目、广告”中国占74%，日本占80%；“杂志报道、广告”中国占33%，日本占19%；“朋友、熟人、单位同事口头相传”中国占28%，日本占9%；“互联网”中国占22%，日本占1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6年9－10月的“从哪里获得日本信息”的民意调查中，回答“电视”占65.9%，“新闻、杂志”占47.5%，“互联网”占35.8%，“教科书”占11.3%。

同日本比较，中国的“口头相传”“互联网”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报纸、杂志和电视等传播信息和需求，同一定的导向相关联。

报刊杂志

中国的平面媒体经常登载有关日本的报道。近几年来，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和节能等领域也有正面报道，但是，在日本的外交、政治和防卫政策上，对日本正面报道的文章几乎看不到。

政府的宣传资料及机关刊物是由反映政府或该机关的政策、宣传方针等内容构成的。中国向百姓传达有关日本的信息的基本途径是官方媒体，至今为止，大多数地方仍然这样。向日本派遣特派员的通讯社（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纸（《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全部是官方媒体，特派员均持公用护照来日本赴任。

此外，《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青年参考》《新京报》等开放型的报纸关于日本的报道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媒体正处在变革之中，报刊杂志领域也受到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以百姓关心为由，他们刊登一些具有轰动性的国际新闻（特别是日本新闻）来增加发行量，经常报道有关日本、美国的防卫和军事问题方面的文章。

最近，以下几点应当注意：

1.有些中国记者就某些事件打算向日本驻华大使馆照会，要求日本大使馆说明情况，再写相关的报道。在同笔者交往的中国记者当中，也有勤勉学习、在为客观报道而努力的人。然而，连中国有识之士都承认，总的来说，中国记者的素质、训练程度等还相差甚远，混淆宣传和报道。部分地方还存在着记者领取企业“交通费”写报道的恶习。有人辩解说，这是因为记者工资低，采访、报道必需的经费不足。这在日本和欧美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记者这样做的话，其报道文章的观点就可能会不可靠。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里确立媒体伦理，可以说是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在内所有经济改制国家的新闻出版界直接面临的课题。

此外，在一些中国记者的报道里还包括个人的价值观判断，如报道日本时会用一些脏话。对此，海外的中文媒体提出批评。2005年秋天，中国新闻社在武汉召开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约有200家海外中文媒体参加。美国《侨报》总编刘晓东指出，为了确保报道的客观性，记者在报道中不应当使用含价值观的表达和语句；报道中不带有价值观判断；注意报道的公正性；应该理性地评论。

2.在日本，虽有《东方时报》《中文导报》《日本新华侨报》《留学生新闻》《华人周报》《联合周报》等中文报纸发行，刊登对日本、日中关系的各种见解、评论，但其报道基本上很少被中国国内的报纸引用。除了《参考消息》等部分报纸外，外国报道及外电很少在报道中被引用。不过，最近引用的媒体开始逐渐增加起来。此外，《环球时报》等一部分报纸除了向日本派遣正规的特派员以外，还委托住在日本的华侨华人，由他们执笔的稿件也被中国媒体所采用。这意味着从日本发出的信息逐渐开始多样化起来。

3.在日本没有常驻特派员的媒体如《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也出现偶尔派人自费到日本来采访的事例。


电视

中国对战后日本政治、社会深入报道的节目很少，唯一的例外是2007年3—4月中央一台播出《岩松看日本》系列节目。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就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问题，采访了许多日本人，问中国民众传达了许多信息。这样详细介绍日本的大型电视节目在中国播出，可以说，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了这个节目，中央电视台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性的节目。

2006—2007年，中国播出与日本相关的电视节目有：中央电视台对安倍晋三总理的采访和面向中国儿童的日本猜谜，教育台的中国高中生在日本的交流活动，广东电视台的中国留学生看日本，香港凤凰卫视对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的采访等，日本大使馆均以各种方式给予了合作。此后，中央电视台还播出采访福田康夫总理、白岩松报道日本的续集。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的电视台介绍战后日本的节目还是相当少的。

在中国国内收看外国卫星电视的制度，日本国内是不知道的。第一，外国卫星电视频道要在中国播放，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如日本放送协会(NHK)，只有“NHK World Premium”频道才被允许收看。迄今为止，在中国国内约有30个外国卫星电视频道（包括欧美、香港等电视台）的播放获得许可。第二，中国能够收看外国卫星电视频道的场所、设施是受限制的，只有在外国人经常去的大城市酒店、公寓里，才有可能收看到NHK等节目，普通中国人家庭按规定是不允许收看的。

书籍

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在书店里没有全面、公正介绍今天的日本的书。近现代中国人写的日本（人）论著，有清朝驻日外交官黄遵宪、国民党的戴季陶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写的书，战后还没有能与其匹敌的研究日本的著作。

最近，《菊与刀》（鲁恩·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中文版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在中国该书最早在1990年前后出版，仅2005年就印刷了7万册，还有“看了这本书就能了解今天的日本”这样的宣传。

笔者认为，了解战后日本情况和有这方面知识的中国人看了这本书，只能作为加深对历史认识的参考，仅此而已；对战后日本情况完全不知道的中国人看了这本书，那对日本的了解就成问题了。

互联网

中国使用互联网的网民急速增加，这应当引起日本的注意。在中国人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这两个方面，互联网作用的增大是不容怀疑的。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互联网刊登有关日本的信息全部是转载现成报刊杂志报道过的内容，没有互联网记者独自采访的报道。笔者接受中国报刊杂志记者采访的内容，也被中文互联网多次登载和转载。总之，尽管中国人经常通过互联网获得或发布信息，但报纸和杂志等媒体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中，在中国看外国报纸、通讯社网站的可能性也出现了，不懂外语的中国人，看其中文网站也是很方便的。中国记者等可以看共同通讯社中文网站“共同网”刊登的日本各种信息，因该网站不付费不能看更多的内容，目前只限于付费的中国人浏览。

笔者有一个想法，希望日本媒体的有关人员也开设中文网站。在发布信息方面，中国的报纸、杂志为一般市民设的投稿栏目非常少，作为中国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发表意见的场所，互联网、博客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此外，手机的短信通过简短的文字传达，对传播信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在中国传播信息的策略

在以上的信息环境中，日本大使馆等相关机构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应当采取以下信息传媒策略。

第一，平常要与中国媒体的干部、记者多交流，为加深其对日本的了解做出努力。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和上海、沈阳、广州、重庆、香港的日本总领事馆总领事及以下的馆员，应定期分头同记者交流。

在北京，中国媒体记者更换相当频繁，特别是各报社国际问题的记者经常调换，日本大使馆等应该交往的记者数量也随之增加。虽然同他们交往、加深其对日本的了解不是为了让他们直接写报道，但根据眼下中国政府、报社的编辑方针，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写报道。如果出现不恰当的报道，日本大使馆可以通过写信等方式同他们交换意见，指出文章中的错误。譬如，《田中奏折》在日本、美国被视为伪作，而在中国有时还把它当作真货那样对待，这就应努力提供日美学术界动向的信息，增进理解。如果有些错误得不到纠正，可以在日本大使馆的网站上，说明日本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现在，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日本没有对过去的历史做出反省，日本大使馆就利用互联网来做一些能让中国人理解的事情，如在大使馆网站上刊登能表明日本政府对过去战争历史做出过反省的文章。日本外务省也在网站上开设有关“历史问题”的问答专栏。

第二，日本大使馆应该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向记者做简要说明，积极接受采访。例如，宫本雄二大使2006年8月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该报道被中国的许多网站转载。笔者也经常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并借此机会向对方说明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和国际贡献，还有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日本在战后宪法体制下的各种制度，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战后日中关系及包括官方发展援助(ODA)在内的日中合作经过，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日本对联合国改革的想法，以及今后日中面临的课题和对双方合作的展望（环境、节能、人口老龄化、防灾等）。

笔者在北京日本大使馆工作期间，同其他大使馆馆员一样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不管讲什么，都会马上被报纸刊登，互联网转载。如果用中文在“百度”或Go ogle上输入笔者的名字，能检索出1万多条，同一个发言会被很多网站转载。

从互联网看，笔者感到日本大使馆很受中国人关注，这是比较成功的，今后应更好地利用它，不过，不太理想的是中国人对日本存在的偏见和误解还是很多，当然对过去战争的记忆还存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对现在的日本还存在很大的误解，对于这点，笔者感到比较遗憾。但是，这种误解只是依靠在互联网上转载笔者的发言是没法解决的，如果不花上3个小时诚恳地同中国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是不会有效果的。

但是，中国有13亿人口，笔者包括日本大使馆的其他人要对每个中国人都进行3个小时面对面的交流，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第三，为了开阔中国媒体记者的视野，日本大使馆经常举办演讲会和研讨会等。2005年7月，大使馆邀请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到北京，举办有关日本的历史研究和教育及日本教科书形成过程的演讲会。因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不但中国记者认真地听讲，而且北京的多家报社还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申请，要求采访历史学家。日中两国政府对日中历史的共同研究从2006年才开始，希望今后双方在历史领域的交流进一步活跃起来。

第四，邀请中国记者访问日本，或在记者自费访问日本时，为他们的采访提供方便，使其增进对日本的理解。这种工作不仅是日本政府在做，就连日本外国媒体中心（Foreign Press Center）、日本经济广报中心、日本各报社等都在那样做。实际上，其他外国机构也是这样做的，如美国的民间机构实施邀请中国年轻记者到美国的大学留学半年或一年的计划。中国政府机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新闻司）也邀请日本记者去中国，参观中国的项目。

日本外务省实施的计划是邀请中国记者访日一周左右，同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对话等，从而让他们广泛了解日本。如果中国的记者带着问题参加的话，通过访问日本会获得很深的印象，或许能够客观地了解日本。一名访问过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驻东京的中国记者对笔者说：“通过参观使我明白了日本是如何面对历史、保存历史资料并向普通市民开放的。这些在中国是无法了解到的。”看了歌剧《李香兰》后，中国记者也说，被日本人知道正视历史的真面目而感动。

第五，国际交流基金会同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一项把日本文献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的计划，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150多本书的中文版，这是相当大的贡献。例如，正村公宏著《战后史——战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京极纯一等著《日本的政治》、丸山真男著《日本近代化和福泽谕吉》、速水融等著《日本经济史》、五百旗头真著《战后日本外交史》等书在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翻译成中文出版。

此外，日本大使馆向在北京工作的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记者提供有关日本的信息是相当重要的工作。在北京的外国报社有2 7 8家，共5 0 7名记者（截至2 0 0 7年2月）。2 0 0 5年4月，中国发生反日游行，町村信孝外务大臣访问北京。当时，日本大使馆为向外国驻北京记者说明日本政府的立场而忙个不停。笔者本人也接受美国、德国、英国、芬兰、澳大利亚、香港和阿尔及利亚等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说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另外，笔者还在日本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会议室接待这些外国记者，大约有50多名。笔者从日中关系的历史说起，阐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在笔者的印象中，当时还散发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等重要文献的英文复印件，并说明日中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已经结束。

对日本来说，现在说明日中关系不仅仅对中国人，而且有必要作为面向全世界的课题去认识。

井出敬二：日本国外务大臣官房顾问，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主任（2004年2月至2007年7月）。译者：吴福昶。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