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公共外交包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话方式，也包括了双方甚至多方的“官方——民间”或“民间——民间”的各种直接交流。

    ●要树立公共外交的高度责任感，除了政府和政府官员当然承担着公共外交的责任之外，还需特别强调凡有机会和有能力的民间人士应该有参与公共外交的自觉——它既是一种自觉性，也是一种广泛的爱国情怀的表现。

    ●对于个人，要练好“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一项既急迫又是长期性的工程。说明中国时，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听，还要会交流。

    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又译作公众外交)，它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表达本国国情，说明国家的政策，表现本国文化，介绍外国公众对本国有兴趣之处以及解释对本国的不解之问题；同时在国际交流活动中也力求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达到知己知彼。其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现本国的真实形象。简言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

    公共外交包括我们熟悉的“民间外交”，但是它的内涵更丰富。公共外交包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话方式，也包括了双方甚至多方的“官方——民间”或“民间——民间”的各种直接交流。像国际论坛、媒体的对外传播、友城的访问、专业会议和名人的对外演说等等都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图1表明了公共外交的内涵以及与政府外交组成国家整体外交的关系。

    其中，“公众”包括非政府部门的机构和组织，如媒体、大学、研究所、智囊机构、各种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非盈利组织(NPO)等；也包括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包括社会活动家、学者、宗教领袖、演艺界人士等)和普通公众。媒体分为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以及官民合资的媒体，后两种列入图1中“公众”的位置。

    对图1的解释如下：

    “一国政府→另国公众”：这是最初的公共外交的基本形式，至今仍然是最主要形式，如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外语广播和网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的外语广播和网页、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英语、法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的电视节目、中国日报(ChinaDaily)和由中国外文出版局出版的多种语言的杂志等等。此类活动都是由政府经费支持的。在广播和电视之外，还有很多属于公共外交的项目。如支持外国的对本国语言的教育，在外国开展本国的文化活动，如孔子学院等等。

    “一国公众→另国政府”：以往，许多国家的学者并不将这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明确规定在公共外交的范畴，虽然事实上这种交流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且越来越呈现增加的趋势。如民间团体、大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与外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往来中，交流有关方面的国情和政策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国公众→另国公众”：中国公众对外国公众的国家交流，在中国被称为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中国一向非常重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结合，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就几乎同时开始了运行。1957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中国的整体外交有过界定，即“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实质上，这就是公共外交的高度概括。我国的民间外交在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如1972年中日建交前中日的民间外交对中日新闻、贸易的往来，中日间政治信息的传递，为建交的准备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1中双向垂直方向箭头所示的“本国政府和本国公众的沟通和相互影响”，这一般并不包括在公共外交的范畴之内，但这是扩大本国公共外交力量、提升公共外交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公众，尤其是有机会参与国际交往的公众充分了解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才能有效地促进公共外交的成效。中国外交部设置了经常性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对公众的“外交部开放日”、现职的和已经退职的外交官的公共演说和在媒体发表文章等，都有助于与公众的沟通。由公众向政府方向的沟通，除了大学、研究所和其他智囊机构经常向政府积极提供形势分析和建议外，大众媒体表达的民意信息，包括广大网民的对国际形势的评议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政策制定有参考价值。

    图1清楚地说明了由任何一个主体都有三个可能的出发方向，可以形成公共外交中各个主体之间多种连锁的传递关系。如果再画入C、D、E等许多国家，乃至形成世界各国的公共外交网络，此网络有可能促进联合国的政府外交的进展。图2所示为虚拟的全球公共外交网络(以四国为例)。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开拓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首先，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中心，与世界有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现在每年有1200万人出国(出境为4600万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2400万人，公众间国际交往的接触面远远超过政府交往。这种交往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双向传播。中国人向世界公民的身份转变给了我们展开公共外交的广泛可能性。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强大，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世界的事情，随时会成为世界的舆论主题，中国有必要通过公共外交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都有与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积极性。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促使中国公众要肩负起和国际社会沟通的责任。

    第二，公共外交是促使西方摒弃冷战思维要做的功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冷战思维依旧弥漫在西方国家中。对于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西方一些势力都有反对的倾向。这种偏执会产生遏制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有严重的歪曲，乃至攻击。西方连年不断地制造“中国威胁论”之类的炒作热点，通过他们强大的媒体宣传，致使许多外国普通人士也对中国有所误解。如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民主；正常的国防建设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军事霸权；经济的发展被指责会增加外国的失业率，甚至光明磊落的对非洲政策被诬为新殖民主义。

    第三，中国要继续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国际舆论。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决定于本国国情，也受制于国际环境，这不仅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也包括国际舆论环境。要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媒体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更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主动填补早已存在的舆论鸿沟。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包括中国文化精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外政策等介绍出去，首先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沟通能力。中国的公共外交正是增强这种能力的重要方式，毫无疑问，也支持了政府外交。

    第四，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不利于我国，也不利于西方自己，因为偏见会使他们的对华政策随之产生严重偏差。可以说，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事关西方的重大利益，也是世界和谐的必要因素。中国对外交流中力推“和谐”、“和善”、“祥和”诸理念，“和”将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表征。推广这样一个理念，公共外交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功。

    因此，无论从中国发展的内因、外部环境，还是从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讲，中国加强公共外交已经是不言而喻的选择了。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开展这种公共外交。

    我们要树立公共外交的高度责任感，除了政府和政府官员当然承担着公共外交的责任之外，还需特别强调凡有机会和有能力的民间人士应该有参与公共外交的自觉——它既是一种自觉性，也是一种广泛的爱国情怀的表现。

    对于作为公共外交基础的广大公众来讲，良好的文明习惯是做好公众外交的基石，文明习惯是一代接一代养成和传递的。每一代人在保持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同时，也得克服一些习以为常的陋习，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公共外交的需要，更是民族进步的自我需要，是与时代并进的民族文明的提炼。这种文明的升华不能只依靠政府的提倡，主要还要靠民族的自觉。

    对于个人，要练好“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一项既急迫又是长期性的工程。说明中国时，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听，还要会交流。而这些基础在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在于自觉的学习，只有在这种中外比较的学习中，我们才会敏锐地感受到各国文化的差异，从而尊重差异，跨越差异。

    对于政府而言，要开展公共外交的教育。国家有关部门要对涉外机会多的领域的工作人员和大城市的社区干部，广泛开展公共外交知识教育，建立公共外交意识，掌握公共外交的基本方法，使公共外交逐渐成为一种全民意识。具备条件的大学，应该开设公共外交的课程，对于涉外专业则应是必修课。使学生们毕业后，更能适应对外开放的社会需要。同时，政府部门应该予以财政支持。

    成功的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活动，上海世博会又展开了大量有深度的公共外交，也培育了许多参与者的公共外交经验。公共外交是一种广泛的、长期的、基础性的国际工作，是一个了不起的跨文化交流的大工程，它表达的方式是文化性的，它是一种软力量的表达，这种表达往往是比较柔和的、直截了当的和容易被理解的。随着公共外交的广泛实践，相信世界将有日益增多的人们能正确地了解中国和领略到“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