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10月9日上午在上海市开幕。研讨会主题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10月8日晚上，凤凰网独家对话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融入世界、在世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加强公共外交显得尤为迫切。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中国形象，表达正确的中国形象。这其中，政府是公共外交的主导，精英是骨干，公众是基础。公众的品质和公众的修养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基础，因此，“公共外交匹夫有责”。在公共外交的各种承担者中，赵启正认为媒体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任何论坛也好，交流也好，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范围都将是小众的。但他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媒体能够完全承担的，“应该是国家建设得好，媒体传播得好，才有好的国际形象。”

    普通公众要做公共外交的承担者

    凤凰网：公共外交的具体概念是什么？中国为什么在此时如此重视公共外交？

    赵启正：一个国家的整体外交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政府外交，另外一部分就是公共外交。政府外交就是外交部所做的事情，它代表国家主权，与外国政府的外交部进行交涉、谈判、签订协议、发表公报，这是完全代表国家主权的；但是，各国民众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人缘，国也要有“国缘”，所谓“国缘”，就是指这个国家在国际舆论中被如何描述。

    很多国家觉得应该让外国公众认可自己国家的好形象，欣赏自己国家的文化，明白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记住自己国家的优点和特点，以争取外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理解、同情甚至支持。这样一种目标仅仅依靠外国媒体是不能完成的，得靠自己的媒体。可自己的媒体往往又是对国内读者来编辑的，并不完全合适外国读者。因此，早期的公共外交就是国家政府有计划地通过专门的传媒传递给外国观众。如“美国之音”，中国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外语频道等。这是比较早期的、典型的公共外交。但现在则不只如此，承担者更加广泛，如大学研究所、学会、企业集团、宗教领袖，特别是传媒领袖和传媒骨干，也在表达中国。这些表达加强了中国的整体外交，是一种民间话语的表达。

    当今的公众不仅是公共外交的受众，其中那些有机会接触外国的人士还是公共外交的主动承担者。比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出国访问，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可以在外国专业会议上发表言论，这就介绍了自己理解的那个中国。凡是与外国有机会交往的中国人士，都在表达中国，表达的是丰富的、有血有肉的中国。公众，特别是那些与外国人有机会接触的团体、民间机构、企业家、作家、教育家、媒体领袖，主动对外国表达中国，有利于国家，可以加深外国人对中国有所了解。

    第二，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认为公共外交很重要？因为中国在国际舆论中被表达得不准确，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和真正的中国相差很远，其中有不知、有误解、有歪曲。究其原因，其中与一些西方媒体仍用冷战时期的思维有关，很警惕中国，觉得中国是不是跟苏联一样？将来会不会搞霸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能行吗？他们是在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当然实际利益也存在冲突，比如贸易摩擦和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差异等等。

    这样的误解必须尽力解除，要让他们明白，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追求和谐的社会，是不会损人利己的，除了我们电视台、外国媒体的对外表达外，我们的民众、包括民间组织也要向外国表达，所以现在有必要加强公共外交。大家都说话，大家都表达中国，表达一个真实的中国。公共外交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公众外交。

    第三，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因为公共外交这个概念在中国还不够普及，我们通过这样的会议先动员媒体、企业、大学教授、研究所学者、一些主编、大记者，大家一起先把公共外交的概念搞得更清楚，进一步理解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公共外交最终是公众去做，所以这个研讨会起一个点燃公众热情的作用。

    人民政协在这方面有优势，它的组成除了共产党，还有八个民族党派的代表人物和56个民族人士，有几大宗教领袖，有教育家、传媒家、艺术家、体育家，有中国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能充分、细致地表达中国。他们的对外友好活动并不属政府外交，即使是访问外国议会、访问外国政治人物，也不是代表政府。他们交流的题目会非常切合现实，是双方感兴趣的，可以谈得比较深入而宽广，因为并不发表什么公报，并不要求取得一致。

    所以，在公共外交中，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听，会说的基础是对中国自我判断理解的准确，会听是能理解外国人的想法和想法的背景，达到知己知彼。

    公众品质修养是国家形象的基础

    凤凰网：外界对中国有误解，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不了解的原因，除了这些，中国自身有没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赵启正：中文的媒体，如报纸、电视难以在世界传播。不像《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CNN，会英语的人都能看得懂。我们没有能够充分并有效地对外表达自己，或是说公共外交开展得不够，政府很累，外交部很累，外宣部门也很累。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公众参与表达是很重要的。

    中国每年到国外访问或旅游的有一千多万人次，但许多人可能只是个旅游者，其实公众在国外的表现、在国内的行为也在表达中国，他们的礼貌、知识也是中国形象。公共外交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中国形象，所以普通公众的言行有公共外交的意义。所以说政府是公共外交的主导，精英是骨干，公众的品质和公众的修养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基础。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让外国人看我们才去加强文化修养，文化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另外在新的环境下我们不要养成新的陋习，比如醉驾、公共场合妨碍别人等。为了本民族的自重、自强，我们要不断提高修养，不断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

    媒体是公共外交中最重要的角色

    凤凰网：您刚才提到精英阶层包括媒体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媒体，媒体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都在表达中国。在传播国家形象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媒体的作用？如何让中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赵启正：公共外交这个词，在我们这里普及得比较晚，但中国媒体早就用了其他说法表达了公共外交，比如体育外交、文化外交、媒体外交、人文外交、学院外交等等，都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媒体外交的最近一例：这次日本无理扣押中国船长这件事情，中日各自媒体都在表达，就看表达合理不合理、及时不及时、说得清楚不清楚。

    媒体是公共外交中最重要的角色，比如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就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参会者有政府官员、前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大家交流。如果没有媒体传播，会议还有多大效果？

    尤其现在的网络外交，即通过网络来表达国情。也有人定义网络外交是政治性的对外渗透，还包含着对他国的攻击。比如希拉里今年7月称要利用网络来表达美国，将美国的价值观传递出去，把美国的民主传递出去。

    这就可以发现各国对公共外交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回答外国人对中国的问题，同时也纠正对中国过分不符合实际的报道。美国的公共外交则是传播美国的制度、价值观，同时它批判和攻击外国，美国之前就这样做，就说你这不好，还传播不实的消息。我们的对外表达向来很磊落，不会对美国人去传播这样的事物。都是公共外交，都是让外国知道本国的形象，但目的还是有区别的，咱们的公共外交绝对没有说中国最好，没有推广中国模式。有的国家的公共外交是霸道的，而我们的公共外交是比较和谐有序的。

    是建设国家传播形象，而不是塑造形象

    凤凰网：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它内部的实力和发展，比如公民社会的推动力。您怎么看中国的公民社会对国家形象的推动作用？

    赵启正：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就是世界各国人对你总的印象和对现实中一些事情或事件的印象。中国的基本形象是什么？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一个人口很多、民族很多的国家，这叫属性，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怎么反对中国，都不可能说中国不是一个文明古国，不能说中国不是一个大的国家，这是最基本的。第二层形象，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再具体的，你的某一政策合理不合理，你的发展等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印象。

    但有一点要明白，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媒体能够完全承担的。应该是国家建设得好，媒体传播得好，才有好的国际形象。假如一个贫困的国家，无论怎么描述也不能把它描述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假如做这样的描述就是作假，就反而损害了国家形象。

    现在我们讲中国修了两万公里的高速公路，今后每年还会按照一千公里的速度增长，这是事实。对事实怎么去表达？这是媒体的传播艺术，并不是有了事实就一定能够表达好。同一个事情，不同媒体报道可能就不一样，因为着眼点不一样，就好像给人拍照片，有记者想表达这位先生的智慧，有记者想表达这位先生的幽默，有记者想表达这位先生的沉稳，甚至有人想表达他的衰老，基于这样的着眼点拍摄出来的照片是不一样的，人人会照相，但这时候就能看摄影家和普通照相者的区别了。这是传播形象，要传播得准确。

    所以是“塑造国家、传播形象”，传播形象，这是传播工作者的任务。在公共外交中，我希望传媒要承担起它的任务，原来更多是注重对内表达，现在也要学会对外表达。对外表达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对象是外国人，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问题理解的基础不一样，我们生活在中国，一说就明白，但他们就不明白，得从ABC讲起。

    传播国家形象要学会讲故事

    凤凰网：您觉得就是现在传播国家形象方面，我们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赵启正：最重要的就是会讲故事，用普通的语言讲生动的故事，外国人才能认识中国，如果都用政治语言，或经济术语，多数受众没兴趣，听不懂。讲好故事，把故事讲清楚一要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

    给小孩讲故事，得注意用词，不能用中学和大学词汇，给外国人讲故事也一样。一个完全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从来不和外国人接触的人、对外国不了解的人，可以说做不了这件事情。这就对我们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跨文化讲故事、跨文化交流的本领。故事中往往有一定的真理，比如汶川大地震，我们的报道就讲故事，比如某位警察如何忽略自己的家人救别人，某孩子如何在地下坚持了多少天这不都是故事吗？如果不讲故事，只好报道数字一共抢救了多少人，这感动不了别人。

    普通的外国人不是专家，即使是专家，也只是一门的专家而不是万能专家，不要把外国人都看成专家，他读的关于中国的书可能还不如我们初中生，甚至小学生多。所以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可能是个孩子，何况他们还可能听过错误的鬼故事，听过不真实的故事。要消除这种误解，要靠媒体把故事讲好。（陈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