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因此，本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以30年为一个时段，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经历两个阶段的60年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因此，本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以30年为一个时段，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

    这是两个有着不同特征的30年。不只是外交，它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时期。前30年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而苦心经营的30年;后30年，既然不能马上实现社会主义，不如制定迂回的改革开放路线，其中虽然有试验性的错误，但基本是按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在第一阶段，从对外政策方面看，中国一心一意追求社会主义，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想法的改变，对外政策也受其影响。简而言之，这个阶段是重视设定“敌我方”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团结在它周围的人认为中国处在列强(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实现社会主义成为逃脱这种统治的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将美国看作“主要敌人”。而社会主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初就将其看作盟友、师长和特别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斯大林理解、主张和建设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说起斯大林主义，通常认为应该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来信奉，外界也多是这样理解的。其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的对外关系也被意识形态所主导。此处所谓的意识形态即“斯大林主义”的目标，是如何保卫苏联这一主权国家并使其生存下去。因此，和马克思以独特的世界观实现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不同，它只能是根植于一个主权国家国家利益的政策。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很多情况下也被要求服务于苏联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权力之前，这一点和中国共产党所考虑的国家利益及革命利益之间所产生的对立，中共党史的许多研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从民族主义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当然会形成自己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一一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苏两党对立甚至是国家利益的对立越来越明显并持续发展着。不过，从权力的正统性上看，中苏两国都必须追求对于国际国内的“正确的想法及政策”，必须在现实政治的立场上强调意识形态。作为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毛泽东思想主张其“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而苏联也强调“社会主义祖国”的“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从双方的政治需要看，这些极为正常。反映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当然也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意识形态至少要拥有国际性的、带有普遍性的特征，至少要显示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性”。

    在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西方阵营要拥有“自由民主主义”的共性;而东方则要拥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性”乃至全世界的“普遍性”。对于要挑战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东方阵营，拥有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尤为重要。但因国情的不同，这种“共同性”的维持经常会显得非常困难。为确保自己的“正统性”，经常出现关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争论。因此，中苏意识形态的对立只能反映为因国情不同而产生的国家利益的不同与对立。

    三、“敌我方”时代

    由中国的对外政策看，在中苏意识形态共性比较多的时候，美国是主要敌人。但随着意识形态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只能从“敌我方”的角度理解中苏对立，作为敌人的苏联的比重增大。尼克松访华之后，美中关系改善，事实上苏联成了主要敌人。

    在“敌我方”时代，中国既有采取比较稳健政策的时期，也有采取激进政策的时期。这种变化与国内政治的激进与稳健程度密切相关。从国际上看，在内政稳定、国际印象良好的时期，中国可以将广大范围内的国家和力量看作朋友;而在国内采取激进政策的时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恶化，只与有限的国家与力量成为朋友。

    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非常严格地限定朋友。要想被承认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就必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生，揭发隐藏在国内的敌人。不过，一旦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确定之后，就必须孤立主要敌人一一美国，并增加友好国家以保障中国的安全。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与亚非国家的接近，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集体化造成了国内的紧张，而且也不能无原则地扩大友好国家。另外，中苏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中国必须确保意识形态的相同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因此也被分为“中国派”和“苏联派”。50年代后半期，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一旦激进的经济政策增加了国内的经济困难，中国就必须采取缓和国际紧张关系的政策。60年代初期，中国以“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为代表的稳健政策开始发挥明显作用。但是，它和中国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正统性的尝试是矛盾的。在国内，这种矛盾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在国际上，随着赞同“文革”的国家数量的减少，中国的统一战线越发狭小，朋友也越来越少。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半期，中国继续处于被孤立状态。

    四、改革开放时代

    通常认为，改革开放时代始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公报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上来，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字样。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引进市场经济，但这是从1979年3月以后才逐渐明确的。而且，直到1982年，改革开放才逐渐在对外政策方面产生影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这成为中国内外发生重大变化的契机。

    中国是如何从追求社会主义的时代发生变化的呢?中国过去认为，为了增强生产力，首先必须考虑如何创造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正确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后来认为，提高生产力是第一要务，要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如果获得成功，这种体系就被称为“社会主义”。以往“正确的社会主义”之下的各种政策，使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经济也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打破这种状态，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中心，向世界开放。

    即使是30年后的今天，中国仍不能不谈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定义此处所提“社会主义”仍不明确。中国领导人如何认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

    出版的文献。任长平在《人民日报》指出：“这3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探寻出一条生气勃勃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这30年，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引领当代中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并将几代中国人矢志追求的现代化梦想和民族复兴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另一篇文章也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限定在对外关系方面，有文章认为， “如今中国的外交理念已形成一个体系，其基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杠杆是独立自主的和乎外交政策，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远景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道路是和平发展，办法是互利共赢。”

    诚然，如果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看，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符合其人口数量、拥有相应国际地位的国家。我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前，虽然会有曲折，但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作为大国而存在的中国。问题是中国如何继续为国际和平发挥大家所希望的作用。针对这一点，我们必须研究过去30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路线以及制定对外政策的国内要因;必须研究其中的内在问题和特殊因素对未来的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五、新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中国外交已经摆脱了以前的“敌我”设想。从1982年起，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或者可以说，中国内部的变化带来了对外关系变化的必然性。笔者将中国1982年发生的变化称为“是是非非主义”(是非分明主义)。与意识形态和既存利益的关系不同，中国是在“是非曲直”的基础上制定对外政策。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言，这种外交理念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它的目标是建立平稳的国际关系。当然，这是要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平稳”。显然，中国不希望周边地区发生革命斗争，有着浓厚的“维持现状”的色彩。这就是经济建设中心主义之下的“最适合路线”。

    改革开放三年之后，中国已经摆脱了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多少有点意识形态性质的原则性方针，而是采取“最适合路线”，即每个问题都要采取对中国有利的立场。用日本政界用语来讲，这种行为就是“是是非非主义”。而中国则将此称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或全方位的外交。

    时至今日，这种“是是非非主义”外交仍基本处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正如日本政界所表明的一样，这种政策主要是在小势力要发挥超出自己力量的影响时使用。对于被美苏两国裹挟的“小国”时代，这确实是对中国最适合的路线。但随着中国以经济为中心路线不断取得成果，中国给外部造成的潜在的、表面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种“是是非非主义”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修正。20世纪90年代，就是必须考虑进行修正的时代。

    这个时期之后，应该说中国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即在何种意义上要求“大国化”，何种意义上全面表现“小国”形象继续获取“是是非非”的利益。不仅领导层内部对此存在对立，就连每一个领导人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

    在克服“八九”动乱和苏东剧变等造成的诸多困难、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国拥有丫自信。此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引起国际关注，更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自信。“八九”动乱和苏东剧变使中国领导层的威信受到威胁，为了挽救危机，中国领导层进一步宣传既存权威的源泉，同时开始以抗日战争为题材进一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这同时也强化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所带来的自豪感，加快了向大国化前进的步伐。

    为有效控制这种倾向，邓小平提出了二十八字方针。其中的“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等口号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大国化的潮流中，在世纪之交，这些口号显得陈旧了，这些迹象大多可以和中国对日强硬态度结合起来进行解释。

    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中增加了“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作为1987年中共十三大描绘中国现状的词语，这句话被多次使用。但在90年代“大国化”的氛围中，这种表述和“韬光养晦”一起，逐渐被人们所淡忘。直到中共十六大以后，这种表述才被重新使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7年2月，温家宝还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从新世纪初开始，中国认为自己“虽然是大国，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潮流开始发生变化。

    六、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

    几乎同一个时期，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又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带来了“中国崛起”的问题。所谓崛起，是以前没有在国际社会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不能无视其作用的过程。如果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实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是走这条道路的典型。

    世纪之交之后，之所以开始出现“中国崛起”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面临着诸多与历史先例相同的情形。而且过去一些国家的崛起多少都伴随着冲突，甚至引发了战争。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大量破坏性武器的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将造成毁灭性的结果，简单地通过战争接受或拒绝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无法想像的。中国是不是爱好和平，以及从相反角度观察同一问题而提出的“中国威胁论”，都有着非常大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因其所属国际关系结构发生变化而成为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和中国关系密切的日美两国以及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关注。不过，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来之后。最为明显的事例是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演说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郑必坚的演说将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是亚洲和平崛起的一部分。此后，郑必坚作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问题的权威而受到重视。

    但是，“和平堀起”的说法很难被普通人充分理解。它容易被转化成另一个问题，即崛起可以是和平的吗?甚至由此还产生了另一种说法，即为了维持和平，不应该允许中国的发展。如此一来，在“和平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纠结在一起的情况下，即使在中国内部，赞成“和平崛起”说法的人们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选择“和平发展”概念的迹象。这不过是个简单的文字游戏，最终只能使事态更加暧昧。在现实的中国，“和平崛起”一词似乎成为一种禁忌。

    总之，在国际结构发生变动的前提下，阻碍中国成为“和平大国”的做法不仅毫无意义，也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从世纪之交开始，外界就不要做妨碍中国推进对外政策的事情。台湾海峡是中国可能会行使武力的地区，但从近年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概率已大大降低。中国今后也将坚决主张“和平统一”。

    七、今后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最适合路线，但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难题。

    首先是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问题，特别是2008年秋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高速成长，创造了奇迹。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中国将存在许多表面化的问题。大学毕业生的持续增加，出现了保障就业问题。在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下，这个问题总能解决。而经济如果以一位数的速度发展，形势就会变得十分严峻。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农村为主的频发的集体暴力事件将逐渐扩展到拥有失业者的城市。如果这种情况与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对贫富差距的不满结合在一起，影响共产党稳定执政的危险性就会越来越大。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发表的演讲，确实没有片面夸耀取得的成就，而是承认中国存在贪污腐败、城乡差别等许多问题，同时他还称赞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成就，并主张要继续坚持。

    其次是国际性资源的分配问题。过去中国认为自己“地大物博”，认为重要经济资源的自给自足是本国的优势。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不只是中国，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发展，是否存在广阔的出口市场非常重要。而比它更为紧急和重大的是包括粮食在内的资源问题。日本的对外依存度也非常高，但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如果在对外依存度很高的情况下需求增大的话，马上就会对整个世界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和资源枯竭相联系，中国似乎越来越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石油为例，中国正采取措施加强在非洲的影响力，以确保资源供应。不能否认的是，这给谋求供给多元化的欧美各国带来了担忧。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和中亚、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输油管道的问题，同时和马六甲海峡的航海安全也密切相关。而且，这和中国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加强和提升以海空军为主的军事力量。这种能力已经超过了外界所认为的中国实施自我防卫的程度。中国解释这是为了确保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航线的安全。现在，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美国海空军掌握着事实上的制海权。中国如何处理和美国海空军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中国实施最适合路线并和平发展，中国的前途仍存在着无法预测和不确定的因素。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作为邻国，日本应该与中国合作，期待中国的领导层，努力维持对整个世界都有利的国际环境，共同构建和平友好的世界(即“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