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我们做过街头调查，让美国青年说，当他们谈到中国时，他们想到什么？有说好的，例如长城、熊猫、炸春卷（因为在过感恩节时，为凑热闹，大家在街上摆个小摊，卖小吃，中国留学生就卖炸春卷）；也有说不好的，例如中国缠足等。在欧洲，对于同样的提问，说得最多的是中国菜好吃；说不好的有，中国人有时较粗鲁，例如上电梯，绝不让女士等。结论是：欧美人对中国了解较肤浅、较无知、较有片面性。”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不久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感慨而言，正因为外国对中国缺乏了解，中国要大力实施公共外交战略。今天，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来说，无论从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还是对世界的影响出发，加强公共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必然选择。

　　赵启正认为，要有效地开展公共外交，需要从政府和公众两个层面做出努力。政府是主导，民众是基础。首先，对于政府而言，要对政府官员开展公共外交的教育；其次，对于民众而言，良好的文明习惯是做好公共外交的基石，文明习惯是一代接一代养成和传递的。每一代人在保持和发展优秀传统的同时，也须克服某些习以为常的陋习，这不仅是公共外交的需要，更是民族进步的自我需要，是与时俱进的民族文明的提炼，这种文明的升华不能只依靠政府提倡，主要靠民众自觉；第三，对于个人，要练好“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讲述“中国故事”时，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听，更要会交流。而这些基础在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在于自觉地学习，只有在这种中外比较性的学习中，我们才会敏锐地感受到各国文化的差异，从而尊重差异、跨越差异。　　

　　公共外交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赵启正说：“根据有关文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出现了公共外交这个词。不过，那时由于广播落后，公共外交没有普及起来。公共外交最初就是一国政府利用电台，政府出钱，传播本国的理念、本国的情况、本国的价值观，以影响外国民众对本国有好感，从而影响对方政府在制定对本国政策时考虑民意。这是公共外交发展历史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要面对面交流，要派外交人员、演说家、学者，到各国交往。”

　　如今，公共外交出现两个新趋向：一是公众出头、公众“发球”、公众主动，向外国表达，向外国公众表达。政府根据公众意愿来制定并完善政策，民众成为公共外交的积极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二是因特网深刻地改变着公共外交，碰到国际事件，公众通过网络表达意见，政府的因势利导，形成公共外交效果。在此，网络公共外交成为一个新课题。

　　结合多种定义和中国国情，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国家政策，以及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高本国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三个方面：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

　　人民政协是践行中国公共外交理念的重要力量之一。多年来，人民政协利用自我优势，采取多种举措，多层面地开拓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为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增进理解与合作，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政协领导人出访是政协公共外交工作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政协领导人在出访过程中，力求与当地的民众多沟通、多交流，直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主张，展示中国的魅力。2010年3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应邀对喀麦隆等3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访问期间，贾庆林通过发表演讲、与当地孔子学院学生面对面交流和接受当地记者采访等多种方式，阐述了中国对非洲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主张，有力驳斥了“中国在非洲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论”，消除误解，维护我国形象，为中国赢得了尊重。

　　政协为公共外交工作搭建了三个重要平台：“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21世纪论坛”和“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三大平台与全国政协领导人及政协系统各个层面的对外交往活动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民政协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的良好态势和生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