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没有护照
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同苏联建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委任已在莫斯科的戈宝权为驻苏联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主持开馆工作。戈宝权是1949年7月随同刘少奇访苏时留在莫斯科的。
新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于建国后第20天赴苏联上任。10月19日。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和副主任阎宝航的名义给苏联驻华使馆发去一封特别照会.内称:王稼祥大使一行13人(内有两名苏联人古早夫及阿洛夫)定于20日下午5时乘专列火车由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王大使的随行人员中有公使衔参赞曾涌泉、武官边章五、秘书张观、黄韦文、施谷、罗焚、刘铮等。但是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制作护照。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当作护照使用。请苏联政府给予关照。照会称:“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
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
照会中说王大使一行将在20日5点出发。但是由于出席当晚7点毛主席宴请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活动,王大使推迟至当晚10时才离开北京。那天晚上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100多人前往车站送行。第二天《人民日报》专门为欢送王大使离京赴苏发表了社论。社论说,“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代表的出国”,“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国字第壹号国书
王稼祥所携带的国书末尾书有“国字第壹号”几字。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发出这样的文件。国书是派遣国国家元首向接受国国家元首发出的正式信件。是大使的委任证明书。按照当时苏联的习惯。外国大使国书应当写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王大使的这份国书同现今我国发出的国书在表面形式、行文格式、内容措辞等方面有很多不同。这份国书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体大字.内容用毛笔竖排缮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和外交部长周恩来副署,并在他们的签名下面加盖了个人印章。
对王稼祥来说.苏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早在1925年他刚刚19岁的时候。就曾受党的委派到过莫斯科。先后在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30年代.曾担任过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的王稼祥,再次前往苏联,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9年7月。当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时,王稼祥作为主要成员随访。参加了同斯大林的会谈。
空前隆重的欢迎礼节
10月23日下午两点半,专列抵达苏联境内的奥特波尔站。苏联赤塔州主席及苏联外交部驻赤塔外交特派员前来迎接,并在车站餐厅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这里。王稼祥大使一行转乘苏联政府的专列。继续向莫斯科进发。10月31日清晨7点20分,列车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已在莫斯科的新中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戈宝权参事登车并介绍王大使与欢迎者见面。
王稼祥大使受到苏联方面超出正常规格的礼遇,副外长(当时外长职位暂缺)葛罗米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杰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戌区司令辛尼格夫中将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驻苏使节和外交官到车站欢迎。
按苏联常规礼节,外国大使到任,只有外交部交际司司长迎接。而此次他们却破格接待中国大使。引起莫斯科外交界巨大反响。虽然如此,还比不上中国在北京欢迎苏联罗申大使的礼节,那种礼节等于迎接外国元首。
在戈宝权临时代办的引导下,王大使在车站发表了演讲。他说:“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国代表。并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
王稼祥大使的演说赢得了一片热烈掌声。欢迎仪式后。王稼祥同葛罗米柯等话别,在戈宝权及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的陪同下,乘礼车前往位于克鲁泡特金巷13号的中国大使馆。这是一幢两层西式楼房,是原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的馆舍,自从戈宝权代办奉命将其接收之后,已经根据需要进行了重新布置。
王大使下车后顾不上休息。立即在使馆主持了升国旗仪式。
递交国书
11月1日下午,王稼祥大使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王大使向葛罗米柯递交了国书副本及颂词副本。以及使馆将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外交官员名单。苏方向王大使介绍了递交国书仪式的程序。双方商定,于11月3日中午l时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递交国书仪式。
递交国书那天12时30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汽车来使馆接王大使。公使衔参赞曾涌泉、参赞戈宝权、徐介藩、武官边章五、秘书张观前往参礼。
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苏方官员有外交部副部长拉甫伦杰耶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高尔金以及外交部远东司、交际司的负责官员。
当礼车抵达克里姆林宫鲍罗维兹基大门时。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官到车前行军礼欢迎。然后乘车为之引路。王大使在卫戍司令和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的陪同下.乘电梯至三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办公室。交际司副司长介绍大使同主席办公室主任相见。再介绍与等在那里的苏联外交部的参礼官员相见。待办公室主任进去报告之后,接待大厅大门瞬间打开。只见什维尔尼克主席由主席团秘书、副外长等人陪同,站在大厅等候。大使向主席走去,中方参礼外交官紧随其后。至距主席四步处停步。交际司副司长将大使介绍给主席。大使即开始宣读如下颂词:
主席先生阁下:
本人奉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资格向贵主席呈递本国政府所授之国书,深感荣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首先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我国政
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全国人民对此极感欣慰。因为贵我两国友谊之巩固,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亦将有利于世界之持久和平。本人在此。请求贵主席给予信赖,本人.必将努力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亲密友好关系。并希望贵主席和贵国政府对本人所负之使命予以协助,俾克完成。
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
敬祝贵国国家兴隆。
致颂词并翻译后,大使将国书递上。什维尔尼克主席接过国书即开始致答词:
大使先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非常高兴地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及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建立。这不仅有助于两国之共同的利益及两国间友谊之增进,同时亦有益于全世界之持久和平。大使先生,在你为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你将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及苏联政府得到各种协助。大使先生,谨在此祝你在工作上取得成功。
致答词后。主席介绍大使与副外长、主席团秘书等相见。大使亦将中方外交官介绍给主席等人与之相见。接着。主席邀大使至其办公室谈话.参加者仅苏方副外长和我方曾涌泉公使参赞。谈话由曾涌泉翻译。谈话后。全体在大厅合影留念。递交国书仪式共约35分钟。
毛主席的亲笔信
不过,除了国书之外,还应特别说明。鉴于当时中苏两党的亲密关系.王大使还带去了一封毛主席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这封信是毛主席在签发王稼祥大使国书的当天写的.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在信中向斯大林说。王大使除了完成驻苏联大使的任务外,作为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还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此外。王稼祥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将同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该信件全文如下: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王稼祥刚上任一个多月。毛主席就来到苏联访问。王大使主持了毛主席访苏的盛大答谢招待会,斯大林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破天荒出席,在中苏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王稼祥大使在莫斯科工作了一年半,1951年4月张闻天接替了他的大使职位。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