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门国学儒家思想课程中，我们被问到在乌拉圭是否能找到与思想家孔子相似且能代表乌拉圭文化和身份的历史人物。考虑到孔子的时代和自身特征，我们首先想到的历史人物是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他的历史故事是乌拉圭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表现。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能向中国传递这个关键人物的什么信息呢？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走近他来了解乌拉圭的历史以及目前的形势。阿蒂加斯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历史上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化、政治、政府、教育、经济、军队、现代国家的构建、我们与邻国的交流方式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阿蒂加斯是时代的缔造者，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本文将根据历史背景，尤其是他在东岸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来介绍他的人物形象，我们将基于几位重要历史学家对相关事件的研究成果，向大家提供阿蒂加斯以及由他推动的东岸革命运动的一些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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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生平

　　1764年6月19日出生于蒙得维的亚，青年时期的阿蒂加斯对农村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正是因此他接触到了高乔人、印第安人、奴隶和克里奥尔人。那些年他从所接触到的人和事里学到了很多，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守则，他学会了如何发现他人需求，这造就了他对不平等现象和奴隶制的敏感。1797年他加入了由西班牙人组织的蒙得维的亚轻骑兵团队，西班牙人利用该军队来保护他们在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殖民地边界。当时的边界与现在大不一样，早期的乌拉圭位于拉普拉塔河北部和乌拉圭河的东部，地域辽阔，被称作“东岸”。

当时的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辖区图

　　由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拿破仑废黜，1810年5月25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五月大会”，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被收复，这个观念来自人民主权收复理论。6月1日，蒙得维的亚原则上决定通过任命一个委员会和一个民众大会来建立执政委员会，并由大会选举议员作为委员会代表。随后西班牙加的斯特使到来宣布成立摄政委员会，五月大会被废除。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想尽办法说服蒙得维的亚继续认可委员会，结果失败，蒙得维的亚成为反革命中心。1811年2月22日，一群人由于不知道蒙得维的亚的位置，开展了（El Grito de Asencio）独立运动，占领了梅塞德斯镇和圣多明各·德索里亚诺镇，随后开始支持革命运动认可五月大会。也正是因此阿蒂加斯放弃了西班牙殖民军军官职务，参加拉普拉塔地区独立革命。他是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倍受竞选活动的推崇和尊重，很快成为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同年4月22日，他被任命为东岸军团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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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彼德拉斯战役

　　阿蒂加斯领导的革命军在东岸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其中最着名的一次是拉斯彼德拉斯战役（Batalla de Las Piedras），1811年5月18日，得益于革命军卓越的战略规划，击溃了拥有最多士兵的保皇党何塞·波萨达斯的军队。当时阿蒂加斯说的一句话被载入史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人格特征：“对败者宽容，对伤者治疗，对囚犯尊重。”布宜诺斯艾利斯委员会任命他为上校，以表彰他所取得的成就，并于1811年5月20日包围蒙得维的亚，阿根廷特使何塞·朗多（José Rondeau）也加入围剿以提供更多军力。西班牙军方为了控制蒙得维的亚，任命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埃利奥（Francisco Javier de Elío）为委员会总督，却惨遭委员会拒绝，从而想借助葡萄牙上尉里奥·格兰德·迭戈·德·苏扎（Río Grande Diego de Souza）的力量试图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委员会达成一致。因此葡萄牙入侵占领了各个城市并定居在蒙得维的亚。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西班牙试图求助英国外交力量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特使曼努埃尔·德·萨拉特阿（Manuel de Sarratea）让其参与战局。1811年9月10日至11日召开东岸人民代表大会，双方均被阻止参会，协议未达成。10月双方起草停战协议，协议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解放蒙得维的亚，并认可总督在该领土的权威，随后德·埃利奥同意解除对港口、河流的封锁，并组织葡萄牙撤离东岸地区。

“拉斯彼德拉斯战役 - 波萨达斯军队投降”来自胡安·路易斯·布拉内斯的油画（1890）

　　1811年10月10日和23日分别在金塔德帕拉瓜亚（Quinta de la Paraguaya）和帕索德阿莱纳（Paso de la Arena）举行大会任命阿蒂加斯为东岸总司令，同时拒绝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指令，从此也可看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东岸人民的显着差异。包括作者安娜·弗雷加（Ana Frega）在内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具有非凡意义，因为“人民”首次行使其主权以平等的方式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停战以后，何塞·朗多一行人撤退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阿蒂加斯被任命为亚佩尤市的副市长开始向北进军，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岸人民大迁徙”（éxodo Oriental 或“Redota”），在很长一段时间内，“Redota”一词被扭曲为“derrota”(两个单词发音相似，“derrota”的含义为失败)，但在学术上，诸多历史学家如弗雷加认为这为后边发生的故事做了铺垫。东岸人民抛弃了所有物资财产跟随阿蒂加斯加入了大迁徙，这一路发生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困顿失序。乌拉圭历史学家何塞·佩德罗·巴兰（José Pedro Barrán）将阿蒂加斯与人民的关系称为“驱动力”，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来自他自己，同时也受到了人民的驱动。乌拉圭历史学家安娜·里贝罗（Ana Ribeiro）认为该理论是矛盾的，东岸领土当时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其政府发起运动并命名，这场革命运动可能是五月革命的最终目的。

“东岸人民大迁徙”来自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的油画（1930）

　　1812年7月14日，曼努埃尔·萨拉特阿（Manuel Sarratea）在萨尔托奇科（Salto Chico）开始担任东岸军队总司令和巴拉那东岸上尉。他来自社会上层，也不了解东岸人民的特征，在领土内实行君主制。各种历史解释确立了这里提出的两种社会模式：一是萨拉特阿模式，代表富裕阶层和集中主义；二是何塞·阿蒂加斯模式，代表社会最普通的阶层和人民自决权。9月，萨拉特阿穿过乌拉圭河包围蒙得维的亚，阿蒂加斯军队并没有参与其中。在未得民心的领土内和阿蒂加斯发生数次对抗之后，萨拉特阿试图解散阿蒂加斯的军队并说服革命主要领导人俘虏他，甚至通过贿赂杀死他。随后阿蒂加斯与萨拉特阿关系破裂，阿蒂加斯试图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条约扭转局势，并派遣军官与对方谈判。阿蒂加斯主义代表托马斯·加西亚·祖尼加（Tomás García de Zú?iga）表示支持阿蒂加斯一方，并明确发布阿蒂加斯主义政治计划公告：“我们革命的唯一目的是宣示人民的特别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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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代表大会

　　一三代表大会（一三指1813年）指南文件由阿蒂加斯编写，也是他在历史上的另一项重大举措，该文件将独立性、共和国、联邦制确立为最高原则。1812年10月2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全国制宪大会，各省代表出席会议 - 布宜诺斯艾利斯派出4位代表，阿根廷其他省派出2位代表，另外蒙得维的亚和马尔多纳多各派1位代表东岸地区–通过临时宪法决定新国家的政府形式。1813年4月，在阿蒂加斯主义营地举行特雷斯克鲁塞斯国会，该会议的目的是聚集各辖区代表，根据安娜·弗雷加的说法，宣告“人民的特别主权”。阿蒂加斯在“开幕致辞”中总结了当时发生的所有事件、此次大会的目的，并讲出金句“我的权力来自于你们，没有你们的主权，我的权力也不复存在”，借此强调将人民的决定权置于他的领导权之上。国会上撰写了一些指南文件里的条款，包括大会的举办、人民特别主权的发展、对东岸地区自治权的尊重，也正是因此这里后被称为东岸省。当选代表将出席指南里提出的全体大会，研究员如华盛顿·雷耶斯·阿巴迪将该指南分为三大类：省组织管理、省经济利益、省特殊问题。

“一三代表大会”来自戴奥真尼斯·赫克特的画作

　　1813年4月1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军事特使何塞·朗多与首领何塞·阿蒂加斯达成协议，遵循大会指南原则并起草文件说明：东岸省将属于拉普拉塔河联合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接受条件，拒绝在东岸省成立的经济政府和朗多的协议，认为东岸省派出的代表不遵守既定准则，从而否认他们的身份。1813年东岸人民在首次宣布独立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拉普拉塔河联合省的支持；但转折点在于他们所做的决定主要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各省人民的主权。而在东岸人民内部，拥护阿蒂加斯的群众和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条件的群众之间存在意见分歧。

东岸省省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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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同盟”

　　1814年1月20日，阿蒂加斯随着的“秘密行军”从蒙得维的亚撤离，前往贝伦，这是一个中心战略要地，从这里可以更好的与恩特雷里奥斯省、密西昂奈斯省和巴拉圭地区协调配合。这引发了与其他省份的谈判，并且中断了东岸省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联系。同时，后者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从同年6月23日起，蒙得维的亚成为其管辖范围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引起了阿蒂加斯军队的强烈反对，随之而来的是内战。随着阿蒂加斯军队在这场对抗中的胜利，旗帜的颜色分成白色和蓝色，并脱颖而出成为联邦国旗；中间为白色，末端为蓝色，对角连一条红色条纹。

联邦国旗（现为阿蒂加斯旗帜）

　　次年2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后一支队伍撤离，随着阿蒂加斯军队占领蒙得维的亚，以及陆续占领其他省份后，联邦同盟开始巩固，这个联盟由各不同省组成，通过攻守条约联合起来，类似于联邦。它将由恩特雷里奥斯省、密西昂奈斯省、科连特斯省、圣菲省和科尔多瓦省组成。这次联盟的结果是，阿蒂加斯被任命为自有民族的保护者，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被驱逐，联邦国旗升起，各省宣布独立，确保了人民特别主权的原则。对于阿蒂加斯的联邦制，历史学家们的意见不一。其中，Eugenio Petit Mu?oz强调了“人民”这个概念的展开，其多元性不是偶然的，而是考虑了这些地方的自主性：城市、城镇和乡村。另一方面，就José Pedro Barrán和Benjamín Nahum而言，联邦制与空间正义和美洲主义的概念息息相关；尊重每个省的特殊性，意味着将所有省整合为一个整体，因此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平等和决策权。联邦制给予了它们发展的可能性，这是集中制不能做到的，因为阿蒂加斯思想包括了正义、平等和大众革命的理想。根据José Carlos Chiaramonte的说法，阿蒂加斯主义受到美国的影响，提出将所有居民团结逐步团结在一个政体中，但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失去了主权。根据Ana Frega说法，阿蒂加斯计划不仅概括了东岸省的主张，还包括了老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内其他城市的主张。

联邦地图

　　至于东岸省内部政府，1815年4月25日，蒙得维的亚议会将阿蒂加斯任命为人民自由的保护者，并被委派为联邦总司令。在各方面他的权力都是至上的，与殖民时代不同，没有机构可以平衡权力，因此政府的运作是基于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强大的个人性格。他行使主动权，并且没有事情能超出他的管辖范围，因此Reyes Abadie认为他的政府是家长式的和专制的。何塞·阿蒂加斯采取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是于1815年制定了东岸省促进田地开发和农场主安全临时条例。农村地区的安全问题和大庄园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很少有人拥有大片土地，这些土地被滥用，导致有人宣称是自己的土地以便在此耕种。因此，阿蒂加斯根据东岸人民的现实情况重新进行了土地分配，以同样的方式寻求解决战争造成的经济恶化问题。首先，为了解决大庄园问题，除其他措施外，将革命的敌人手中夺走土地-“坏欧洲人和更坏的美洲人”-，考虑到“最不幸的人是最拥有特权的人”这个前提，将这些土地分给这些人，分别是黑人，桑博人，印第安人，可怜的拉丁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带孩子的可怜寡妇；同样，还有结婚的美洲人比单身的美洲人收到青睐，单身的美洲人比任何外国人都收到青睐。占领该土地的人有义务在该土地上劳作，并建造房屋，在省正式形成前，不得出售、出租或转让。其次，关于安全问题，成立了一直警察部队，并向农村的劳动者发放了身份证。阿蒂加斯遵循该法规的目标是公平分配土地，农村人口，增加产量，促进家庭组织的形成，给予被剥夺者的权益，奖励那些为自由和抗击反对者而战的人。

“阿蒂加斯在高原”来自卡洛斯·玛利亚·埃雷拉的油画

　　同时，各种攻势企图分裂联邦， 例如1816年葡萄牙人入侵东部领土，1817年1月Carlos Federico Lecor将军在获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允许下，攻陷蒙得维的亚。东岸省丢失了其港口，从这时起许多省的领导离开了阿蒂加斯。182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恩特雷里奥斯省和圣菲地省签署了《Pilar条约》，这不仅是和平协议，还反应了代替阿蒂加斯作为自有民族保护者的意愿及实现；尽管他们争辩说这是符合阿蒂加斯的想法的，但是首领阿蒂加斯否定了这个说法，因为他既没有考虑到对葡萄牙人宣战，也没有考虑联邦其他各省的参与。作为补偿，同年，阿蒂加斯推动了与科连特斯地区，密西昂奈斯地区签署名为Pacto de ávalos的协议，重申联邦口号，建立攻守联盟。1816年至1820年间，阿蒂加斯不得不在多个方面抵抗葡萄牙的入侵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进攻，最终于1820年1月22日在塔夸伦博·奇科地区战败。这标志着葡萄牙-巴西对旧东部省统治的开始，将其改名为西斯普拉丁省，直到1828年因新革命独立运动结束统治。

“阿蒂加斯在巴拉圭”来自爱德华多·卡瓦哈尔的油画（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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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解读

　　可以列出导致阿蒂加斯主义衰败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科连特斯地区，密西昂奈斯地区在葡萄牙入侵后处于不利处境，无法提供支持，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恩特雷里奥斯地区和圣菲地区提供用于低于葡萄牙人入侵的弹药储备，曾被用来击败阿蒂加斯。阿蒂加斯在1820年9月初到达巴拉圭，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各种解释和争论，有人认为他是寻求政治庇护，有人认为他企图在巴拉圭重建部队。无论他的动机如何，这位首领一直呆在那里，直到1850年9月23日去世。他的晚年都是在亚松森郊区艾比雷的一间小房子里度过的，当时各种政治人物去拜访他，其中许多人都这样形容他：尽管年事已高，但很有力量的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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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影响

　　从20世纪开始，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这个人物成为乌拉圭以及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历史遗产。除了这些历史事实外，仍有一些观念通过着名谚语流传至今，成为了乌拉圭民族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教育价值“愿乌拉圭人勇敢而开悟”；环境遗产保护“我不会因需求低价出卖乌拉圭人的丰富遗产”；平等和正义原则“所有省都享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以及人民的自主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人民的意愿更神圣了。”

阿蒂加斯老年时期（1847）来自阿尔弗雷德·德默萨的画作 唯一真实的肖像画

　　总之，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要强调，了解一位历史人物，具有吸引力和意义的方式是，通过那些认识这个人物的人来描述。举个例子，我们认为以英国作家Juan Parish Robertson在1843年发表的《南美信件》一书中对阿蒂加斯的描述作为结尾是很合适的：士兵、副官、侦查员从所有的营地里疾驰而来。他们所有人都对这个保护者阁下致敬，他坐在牛头椅上，抽烟，吃东西，喝酒，颁布法令，交谈并不断地处理所有的汇报上来的事情，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冷静，以实际的方式向我展示这个公理“别着急，我已经很快了”。我认为如果全世界的事务都落在他的肩膀上，他也会这样做。他似乎是一个从喧嚣中脱颖而出的人，仅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如果典故允许的话，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将军一样。(Acevedo, 1909, 第200页)。

　　历史老师

　　张哲海

　　阿蒂加斯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共和国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史学位、中国上海大学全球学（中国研究）在读硕士

　　历史老师

　　潘惠敏

　　阿蒂加斯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中国上海大学全球学（中国研究）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