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志良曾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

　　建交前奏：商代处落户圣地亚哥

　　直到60年代末，对成立了2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几乎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没有可能同拉美国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里，我国同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民间往来，开展“人民外交”。

　　智利是我国对拉丁美洲开展人民外交最早、工作做得最多、效果最好的一个国家。周恩来总理亲自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耐心等待，多做工作，广交朋友，以民促官”的方针。

　　1952年10月，周总理在会见与中国签订了中拉之间第一个贸易协定的智利代表达麦斯蒂时表示，为加强贸易关系，“中国可以在智利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智利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同样性质的机构”。

　　达麦斯蒂告诉周总理，智利当选总统伊巴涅斯愿同中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总理表示中国也有同样的愿望，并向他阐明了我国的建交原则，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反对蒋介石集团待在联合国，不能让其“外交代表”继续留在智利。

1959年6月1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主席会见前来访问的智利前副总统兼国会主席德尔佩德雷加尔和夫人。

　　当时，英国同中国的建交谈判正因英方拒绝我建交原则而搁浅。所以，周总理特请达麦斯蒂转告当选总统：中智关系同中英关系不同；我们两国同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是相互同情的；两国关系不但应该而且可能在最短期间建立起来，建交程序不必同英国一样。

　　周总理这番设身处地、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此后中智关系的逐步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由于智利方面的原因，总理的这个设想未能实现，但总理的这次谈话精神则成为此后几年指导我国对智工作的方针。

南汉宸

　　从50年代后期起，智利来访的人员愈来愈多，并开始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

　　1961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智利，我是随团翻译。

　　在那次访智会谈中，我方向智方提出，为了沟通信息，增进联系，双方可在对方首都开设民间性常驻贸易机构。智方对我方建议做出了积极响应：作为第一步，同意中方派一名记者作为中国进出口公司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常驻智利。

　　智方这一建议与我方原先设想方案不谋而合。就这样，随团访智的新华社记者李言年便以中国贸易公司驻智利新闻办公室主任的名义留驻圣地亚哥，这是中国派往南美洲的第一名常驻人员。

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所在地——圣地亚哥的米格尔·克拉洛街5号（1965年）

　　1964年，智利新兴的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执政，奉行温和的民族主义政策。经我方争取和访华友人的推动，弗雷总统政府同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智利设立商务代表处，以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1965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在首都圣地亚哥正式成立，当时任我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的林平出任代表，外贸部的一位副总经理任副代表，我和妻子是仅有的两名会讲西班牙语的年轻干部。这个由三对夫妇组成的商代处是新中国派往南美洲的第一个半官方常驻机构。

　　弗雷政府虽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但看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不但允许我商代处继续存在，而且在友好人士的帮助下，还提供了不少方便。

　　几年时间里，商代处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积极、谨慎地开展工作，推动了中智关系的稳步发展。

　　1969年，智利外交部长巴尔德斯公开讲话，说不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他还主张不应把中国长期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样，智利上下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客观上促进了1970年新政府执政后迅速实现中智关系的正常化。

　　建交契机：阿连德当选总统

　　1970年10月，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竞选总统获胜，上台执政，实行激进的民族、民主政策，反对美国干涉，维护国家主权。

　　这是继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拉丁美洲的又一桩震动世界的大事。中国政府对阿连德的当选和他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奉行进步的内外政策给予热情赞扬和欢迎。

阿连德（右）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阿连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应邀访华，后又多次访问中国，同我国领导人和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人类解放的榜样”，并为促进中智两国的关系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是拉美国家第一个对华友好团体——智中友协的首任主席。

　　阿连德曾作为智利左派力量的代表三次竞选总统，他一再表示，如当选总统，智利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周总理经常关注智利局势，非常重视与阿连德的交往，他每次来访，总理都同他会见并亲切交谈。

1970年，智利支持阿连德的游行。

　　1970年春，在智利全国大选前夕，阿连德夫人和女儿来华访问。周总理亲自会见，同她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我当时担任这次会见的翻译。

　　阿连德夫人告诉总理，智利国内形势有利于左派力量，阿连德在第四次总统竞选中获胜的希望很大。并转告说，人民团结阵线一旦执政，智利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周总理高兴地说：“虽然大选是每个国家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但我衷心希望我们的老朋友阿连德博士当选总统，实现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建交愿望。”

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职务。

　　1970年10月24日，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多数票当选为智利总统的阿连德信守诺言，在尚未就职之时就已考虑智中建交问题。内定出任新政府外长的阿尔梅达会见中国商务代表林平，通报了智利将同中国建交的信息。阿尔梅达是智利社会党资深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多年的老朋友，同林平过从甚密。

　　阿尔梅达外长私下询问林平代表如何着手建交谈判，林平按国内指示精神建议通过两国驻法国大使在巴黎进行谈判，并向阿尔梅达提供一份参照我同意大利等国建交公报草拟的样稿作参考。阿尔梅达外长欣然接受此建议。

　　林平随即向国内发了一份明电（商代处不享受密码通讯的外交特权），大意是：智方有意同中方在巴黎达成一笔铜的交易，希我方积极考虑。国内会意，外交部即向总理报告，授权我驻比大使黄镇为中智建交谈判代表。

　　建交谈判：双方驻法大使在巴黎接触

　　1970年12月，智利政府指派其驻法大使伯因斯坦为谈判代表，与黄镇大使接触，并主动提供了一份建交公报草稿。

　　关于台湾问题，公报草稿写道：

　　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智利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这一声明。智利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的合法政府。

　　这份智方提出的建交公报完全符合我建交原则，总理读后说：智方考虑得很周到，一个字都不用改动。双方建交谈判顺利，很快达成协议。

　　12月15日，中智两国政府正式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使智利成为南美大陆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周总理称赞智利政府行动果敢，在拉美国家我建交方面“开了头”。南美大陆第一次升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1971年6月22日，中国首任驻智利大使林平（左一）向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右一）递交国书。

　　不久，丁浩参赞率领的建馆人员抵达圣地亚哥。商务代表林平胜利完成了长达五年之久的特殊使命准备回国。行前，阿尔梅达外长设宴为林平夫妇饯行，并授予林平由阿连德总统签署的“奥希金斯勋章”，以表彰他在特殊条件下为促进中智关系所做的贡献。

　　两个月后，林平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共和国首任大使，重返圣地亚哥。智利政府任命著名经济学家、诗人乌利维为第一任驻华大使。

徐中夫

　　1973年3月底，中国驻智利第二任大使徐中夫到达圣地亚哥。阿连德总统在接受徐大使递交的国书后，表示他一向对中国革命十分敬佩。他说：“智利是中国与南美连接的桥梁，智利继续为此而努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这次政变对智利人民震动极大，中智关系也因此经历的一次重大波折和严峻考验。

　　军事政变：中智关系经历波折

　　阿连德总统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未能正确认识智利社会的发展阶段，急于在智利实行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过激、步子过快的政策，结果经济陷入严重困境，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众不满情绪高涨。1971年末发生了妇女“空锅游行”。

1972年2月6日，周恩来、倪志福同志等会见智利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党领导人。

　　到了1972年中，形势更加严重，中小企业主为主的卡车业联合举行全国性大罢工，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一向关心智利局势的周总理，在智利代表团来访时详细询问情况，并给以诚恳忠告，希望他们步子稳一点，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克服困难。同时，我国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周总理还特别提醒智利朋友注意做好军队工作，警惕发生突然事变。

阿连德总统和他的卫队

　　然而，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终于在1973年9月11日爆发了。以皮诺切特为首的三军司令和警察司令组成军人执政委员会，下令军队包围总统府，还出动飞机轰炸，威胁阿连德总统投降。阿连德总统亲自拿起武器抵抗，于当日中午牺牲在总统府办公室内。

智利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73年经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后上台，1990年下台。

　　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圣地亚哥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军政府首先把矛头指向古巴，宣布同古巴断交，并将古巴使馆一百多名外交人员武装押解出境，同时宣布中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限其使馆人员一周内离境。

　　接着，苏联、东欧各国（罗马尼亚除外）对军政府采取“不承认主义”，纷纷宣布撤馆。南斯拉夫将大使馆降为总领馆，阿尔巴尼亚而没有中断外交关系，民柬、越南都先后自行撤馆。

　　军事政变在拉美国家屡见不鲜，但智利这次政变，由于阿连德总统的悲烈殉难和军政府大规模的镇压，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拉美国家引起强烈反响。

　　如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或者对阿连德殉职举行哀悼活动，或者举行罢工以表示对智利人民的声援和对军政府的抗议。一时在国际上形成了对智利军政府的一股强大压力。

　　事发后，周总理立即代表我国政府向阿连德总统的家属发出唁电表示慰问，称阿连德为伟大的爱国者，并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智利军政府外交部很快照会中国驻智使馆，并召见我大使，明确表示智利军政府愿与中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中国政府持何态度，各方拭目以待。

　　智利政变后，周总理多次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员开会，听取汇报，讨论对策，并征询驻智使馆意见。经研究大家认为：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虽然中智是在阿连德执政后建交的，阿连德政府时期中智关系很好，但政变终究属于一国内政，我们处理国家关系只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政变以来，军政府对我国尚无不友好的表现。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没有理由仿效苏联等国的做法与智利断交，如果那样，台湾当局势必乘虚而入，对我极为不利。

　　鉴此，周总理做出正确决断，采取“冷而不断”的方针，即同智利保持外交关系，对军政府当局持冷静、观望态度。

　　在具体做法上，我驻智使馆对军政府愿与我保持正常关系的照会不做正式答复，但也没有拒绝，表明事实上的承认（据后来了解，许多国家也都采取这种做法）。10月中旬，徐大使奉命回国述职，由代办主持馆务，到第2年7月，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时大使才返任。

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中左）发动军事政变当天向群众挥手。

　　中国同智利军政府保持外交关系，遭到了苏联等国的中伤和攻击。对此，我国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对有些造谣污蔑做了回击，有些则置之不理。对于一些朋友一时不能理解，我们则耐心做工作。

　　在同军政府交往中，我驻智使馆注意坚持原则，同阿连德时代的老朋友仍保持正常往来，处理各方面的朋友关系时态度光明磊落，阿尔梅达夫人离智时，使馆还设宴为她送行。

　　随着时间推移，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进入80年代，智利国内逐渐开放、民主，市场经济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迅速增长。中智两国间各方面的往来，特别是经贸关系有了很大发展，智利已成为我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回顾几十年的风云历程，中智两国建交来之不易，维护两国关系也颇费周章。对此，中智两国人民都十分珍惜。

　　历史已经证明，我国政府在处理智利突发事变、维护两国正常关系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富有远见的，让南美洲大陆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继续在圣地亚哥上空飘扬是符合两国人民长远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