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外交已经走过70年的艰苦但辉煌的历程，成为人们深感骄傲的一个方面。作为曾经的外交队伍的一名成员，我深感荣光、自豪、激动。

　　回首往事，我是于1963年3月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通知，让我于两天后离开原打算留我在校任教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到外交部报到，进入了“文装解放军”队伍里的一员。1991年初，我被任命为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那是我的第一个大使职务。能够在一个外国全权代表自己的国家，当然让我感到任重、荣耀和高兴。

　　经过适当学习和准备，我于1991年5月底抵达基多，6月初向厄瓜多尔时任总统博尔哈递交了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外长吴学谦副署的国书，开始了我的首个使节生涯。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的西北部，面积近28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余万，属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等大小和发达的国家，分为平原、山区和热带雨林三块区域，物产丰富，蕴藏多种矿物。首都基多在海拔2800余米的安第斯山上，气候凉爽、怡人，但属于高原地带。

　　厄瓜多尔在西班牙语里是“赤道”的意思，顾名思义，她应该与赤道有所直接关联。在首都基多北部约3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赤道横贯厄瓜多尔的线上，建立有一座高大的“赤道纪念碑”，世界闻名，人们可以脚踩一条东西线的两侧，留下横跨南北两半球的身影。每逢有中国的代表团或者朋友抵达基多，我都会陪同他们去到该处，让他们带走特殊的地理纪念和愉快心绪。

　　厄瓜多尔于1980年1月2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是我国政府派驻该国的第四任大使。当时，台湾当局不甘心他们在拉美的一系列失败，千方百计破坏新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妄图“挖墙脚”。厄瓜多尔是台湾当局的“重点目标”之一，在那里还挂有带伪称的商务代表机构，派有“大使级的代表”，致使我的任务相对比较“繁重”，促使我需要多方细致、沉稳、周到地思考问题，深入地开展工作，以期打破台湾当局的迷梦，巩固中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稳步发展。

　　我记得，我在厄瓜多尔两年半不到的时间里，主要做了结交上层、打通军方、广泛交友、考察各地、推动合作等几方面的工作，尽管在短短四个月里体重减少了12公斤，但颇感非常满足、坦然，还有欣慰和自豪。

徐贻聪接受厄瓜多尔总统西斯托·杜朗颁发的勋章

　　简单地说，“结交上层”，是我在短短的任期内赶上两届政府需要直接面对。经过努力，我同两位总统和他们的政府要员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前任总统博尔哈多次会见我国的往访团组，还邀请我乘坐他的专机与他一起去外地为我国的援建项目剪彩；后任总统杜兰-巴连经常请我去参加他的各类官方安排，我和夫人甚至多次作为仅有在场的外国人，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成为他们全家人的朋友，并在我离任时亲自与夫人一起为我授勋和举行饯行午宴（按照厄瓜多尔政府的礼宾规定，任职不到两年半的外国大使不能被授予勋章，我被授勋属于特例）。我临行前，被授权代表中国政府邀请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愉快地表示接受，并于1994年初专程来华进行访问；两任首都基多的市长都非常积极、主动地帮助我抵制台湾方面的干扰，还为我提供了解厄瓜多尔各地情况的机会和条件。两届政府的几乎所有部长和各省的省长都曾经应邀到使馆做过客或者接见过我，给予我在这个国家开展工作创造了许多良好的机遇；时任副总统帕罗迪率团访华时，正值我在国内休假，我国政府委派我为其访问的陪同团长，他们在结束访问于深圳离境时，全团14个人在口岸列队向我鞠躬致谢，也祝贺中国的辉煌成就，为我在厄瓜多尔的任职增添了强劲的基础；“打通军方”，是指当时在厄瓜多尔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三军和警察将军以上的军官都同我见过面，接受过我的拜访或者邀请，听取我给予他们关于中国方方面面，包括军队和武警、公安等国防力量的情况介绍，还主动建议并协助我完成了在双方使馆设立武官处的外交换文。在我离任前夕，厄瓜多尔的国防部长、三军和联合指挥部司令等五人联合宴请我，并向我赠送有他们分别签名的银盘，被厄瓜多尔军方和政府礼宾方面的人士称为是“空前绝后”之举；“广泛交友”，是指我在厄瓜多尔各界特别是华人华侨中都有许多过从甚密的朋友，他们为我提供信息，帮助我介绍情况，一些媒体还大幅增加了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和厄瓜多尔两国关系有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内容和内涵，故而被厄瓜多尔政府认为我的工作“使得厄中关系进入了成熟期”；“考察各地”，则是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利用周末时间（一般是周五去，周一回首都，以既方便工作，也方便对方安排必要的参观访问），走访过厄瓜多尔22个省中的17个，有些还去过多次，既实地了解情况，观察形势，结交朋友，推动双方开展具体合作，特别是石油、水利等，又不影响在首都的工作安排和任务的完成。

　　我国在厄瓜多尔有不少经贸合作以及援助项目，为了了解和掌握情况，我经常自己开车，轻车简从，深入山区工地，与工程技术人员吃住在一起，与他们打成一片，不分彼此。至今，他们当中还有人与我保持来往和联系，甚至记得我当时于清晨在他们的宿舍门前为他们摆好漱口用水的情景。中国与厄瓜多尔有不少石油方面的合作，于双方来说都作用和意义巨大。我不否认，我应该属于两国在这方面合作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之列，因为是我建议并参与了两国石油、矿业等部门负责人的起始互访和洽商，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先期工作。

　　厄瓜多尔是世界上的“香蕉王国”，还是红虾养殖和出口国。目前，她的这两宗产品在我国市场上都很多见，也很受欢迎。我在厄瓜多尔期间，曾经多次走访大小不等的香蕉种植园和红虾养殖场，实地了解生产和销售情况，并向我国的相关部门进行介绍和推荐，从而使得国内对此逐步增多了了解和认知。我不想说中厄两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合作都与我有关，但我确实尽到了一个大使应该做的事情。在了解关于红虾养殖的过程中，我还可能对厄瓜多尔做过一件“有益的贡献”，就是告诉他们如何对待螃蟹。红虾养殖池里会副生出螃蟹，体型和味道有点像我国的“大闸蟹”，它们是虾的“天敌”，但厄瓜多尔人不会吃螃蟹，见到了都将之用脚踩死。我发现后，觉得颇为可惜，就告诉他们可以如何利用，并同他们一起试验，用稻草绳钓捕，蒸熟了就餐，被他们高兴地接受。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在不在以我教给他们的方法消灭虾的天敌，同时享受螃蟹的美味。

厄瓜多尔自然风光

　　我在厄瓜多尔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走访过她四分之三以上的版图，遗憾的是一直没有能够去过她的东部热带雨林地区，看看那里的独特景色及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和生活，但有幸在龟岛进行过三天的海上游览，领略了那里的迤逦风光和奇特的海洋生物。龟岛，也叫“科隆群岛”，或者“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曾因为那里的生物多样性而被“惊呆”，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家必须去的地方。很多人认为那里是“世界生物博物馆”，我在参观后也确实感到名不虚传。对龟岛的参观还曾让我在内心产生出许多涟漪，就是对厄瓜多尔政府保护生态意识的敬佩。为了保护龟岛的生态环境，厄瓜多尔政府并没有把那里当成“摇钱树”，每年规定只接待5万游客，绝对不得超过此限，很多申请者都被拒之门外。此外，对于离岛的游客，一律要经过严格的海关检查，外交官员也不得例外，检查的内容是任何人都不能夹带岛上的一块石头、一枚树叶，可见保护环境的良苦用心。

　　此外，我还得以在厄瓜多尔的南部山区走访过世界知名的“长寿村”，询问过那里人们多长寿的“秘诀”。在厄瓜多尔与秘鲁接壤的山区里有个名为“比尔卡帮巴”的山村，不很大，人口也不多，但却名扬世界，很多国家的科学人员还都去那里进行过考察，因为那里有很多长寿老人。我去那里访问之前，曾多次听闻过关于“一位80余岁的老人因为偷喝了给他爷爷准备的牛奶而被他的爸爸痛打”的故事。在那里，我将这个故事询问过村民，他们笑着告诉我这个故事不存在，但村里确实有不少寿高的老人，并解释说，那里的人们寿命比较长，不知是不是与当地人有清晨五点起身时习惯喝一杯烈性酒有关。对此，我颇感惊愕，有所不解，但当地的自然环境确实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平均海拔2852米，距离赤道只有24公里

　　在我关于厄瓜多尔的记忆中，还有我与华侨华人难以磨灭的关联。在全世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必定有中国人，在厄瓜多尔也一样。在厄瓜多尔全国各地，到处都能见到侨胞的身影，他们在那里谋生，也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但依然时时心系祖国，愿意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尽力。两年里，我与各地的侨团建立并保持有经常的联系，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立身、发展，同他们有着密切的工作和人际关系，双方留有愉快的忆念。至今，他们中的一些侨领还能记住我，每每回国时都会主动与我联系，寻找机会同我晤面，共同愉快回忆当年的交往和友情，让我激动，也让我对过去的一些细节感到高兴。

　　由于高原反应，我在基多两年的时间里经常需要“速效救心丸”的辅助。外交部的一位领导同志1993年8月在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厄瓜多尔新老总统交接仪式中发现我的这个情况后，“批评”我为什么不及时、如实反映我的健康状况，还表示应该接受医生们关于我“不适宜在高原工作”的建议，立即向国内做了报告，并于9月决定将我调到海拔仅有几米的哈瓦那，从而结束了我的第一个大使任职。于我而言，这个首个大使职位，让我至今依然留有许多愉快的记忆。

　　在新中国走过的70年外交历程上，应该记录有许多人的自觉奋斗、奉献、牺牲，他们不应该被忘记，虽然他们从不居功自傲。我不否认我也曾在其中做过一点工作，没有辜负国家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但微不足道。把一段短短的历史说出来，是想告诉读者，新中国成就辉煌，但走来不易，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朝着梦想砥砺前行，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壮大，尽到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经过中厄两国的共同努力，加之双方的互补性明显，相互理解逐步加深，如今的我国与厄瓜多尔关系已经有了深层次、全方位的发展，双方还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和必将带动两国关系沿着“共处、互信、合作、共赢”的方向深入前行，造福于两国人民，也有益于各自所在的地区和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