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道路

　　柯柏年

　　柯柏年，原名李春蕃，自幼爱书，早在就读小学时，凡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他一定要设法弄到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不顾家人反对，在堂兄李春涛的支持下，经学校推荐进入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中学部攻读。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他还在教务处当抄写员，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并自学俄语和德语。在此期间，他有机会读了中国共产党主义先驱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了深刻启发，思想上开始追求社会主义真理。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他还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副刊《觉悟》。

　　1932年，他升入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学系。不久，因参加学潮和翻译出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被学校开除。

　　随后，柯柏年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学习。翟秋白当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太雷任兼课教授，期间，他经常向他们请教，还常住在一起。

　　1924年1月，经上海大学同学杨之华（即后来翟秋白夫人）的介绍，柯柏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当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同时兼做非基督教同盟的工作。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时，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翟秋白、张太雷先后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战争，他也辍学返乡。

　　1925年8月，柯柏年被聘任为澄海中学教员，鼎新校正，他支持男女平等，解放思想，破格招收蔡楚吟、吴文兰等6名女生入学，揭开校史崭新的一页。

　　不久，经上海大学同学李炳祥介绍，柯柏年到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任社会科副科长，负责工农运动。

　　1925年11月，他又被周恩来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驻澄海特派员，边教学边从事革命工作，并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社会问题。他收集了3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日夜赶译，自费印刷了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这是他翻译的马克思著作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成为许多进步青年和革命者学系马列主义的早期读本。

　　1926年夏，柯柏年调至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教官，并协助张太雷编辑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报》。次年“四一二”政变后，他辗转到上海。很快，他和杜国庠、洪灵菲接上党组织关系，编入中共江苏省委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恩格斯著，柯柏年等译。

　　1927年，他翻译了《国家与革命》全文，并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的《革命》副刊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他还参加“社联”的工作，并任党组成员。

　　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柯柏年北上延安。1938年，任中央马列学院西方革命史室主任，先后与人合作翻译《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多种著作。

　　1941年底，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研究院被点名批评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并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因柯柏年的英文水平高、译著多，被讥讽为“教条主义大师”，以致遭到批斗。自此他萌生以后再也不搞翻译工作的念头。毛泽东对编译马列著作一直很重视，有一次，他见到柯柏年时说：“柏年，你还是要翻译啊！”

　　在此期间，他和张仲实、艾思奇等又受命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他还参加翻译苏联出版的12卷本《列宁选集》，1944年起，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科和联络科长。抗战胜利后，他随叶剑英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任中共方面翻译处处长、新闻处处长、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1949年8月，由他主编的《美国手册》在北京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出版了《介绍共产党宣言》。

　　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时，马克斯韦尔是英国《泰晤士报》驻新德里特派记者，他精心搜集了印度政府的内部材料，撰成《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书中他客观叙述和分析了中印边境问题和冲突的背景，说明冲突是印度政府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

　　此书出版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可信性很高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也认为该书很有价值。周恩来决定翻译出版该书的大字本送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参阅，外交部很快落实总理指示，组织专门的翻译班子，迅速由柯柏年、周南、龚普生、田进、葛绮云、吴景荣6位外交官、教授合作翻译，1963年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译者署名“陆仁”，即“六人”的谐音。

　　柯柏年翻译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成为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早期启蒙读物，对切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也由此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因此，毛泽东曾对许多同志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

　　长期奋斗在外事战线

　　1944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亲为《解放日报》改写社论，把美军观察组热情地称为“战友”。为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马海德为顾问，黄华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

　　当时，毛泽东急需了解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情况。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买到的英文版新书运往延安，柯柏年负责安排英文新书的翻译工作，并每月向毛泽东报告一次，当毛泽东表示要看某书时，他就会将该书的中文译稿交给毛泽东。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外事组升为中共中央外事组，叶剑英任组长。

　　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柯柏年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司长，兼任中国人民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1954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他随周恩来参加在瑞士召开的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翌年2月，他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在任期间，他参与了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开始后，浮夸宣传引起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质疑，于是，柯柏年抨击了国内的浮夸风，被一些人认为他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从罗马尼亚被调回。1959年，他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任命为驻丹麦王国大使。1967年，他被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后，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但是还有10余名大使不在被保护之列，时任中国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就在其中。

潮州市区刘察巷15号，这座百年老宅，潮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李春涛故居，柯柏年（李春蕃）出生于此。

　　有一天，他挨批斗回家后，面带得意的神情对孩子们说：“造反派说我介绍王光美入党，证明我是她的死党。我对他们说：‘不对，我介绍她入党，她应该是我的死党才对呀！’”1968年周恩来总理指名查问他的下落，柯柏年等10多名受难大使才全部得以解放。

　　1973年，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7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他提了两条建议，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第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和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要量力而行。

　　第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革”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的外援我们一分钱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有的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所以他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中共中央采纳。

　　1981年，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组评议员。1982年，他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聘为顾问，1985年8月9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