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罗贵波（1907-1995），曾用名李文华、罗心夷；1907年生于赣州市潭口镇；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开展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8年初组织领导潭口镇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同年8月任中共大庾矿区工委书记，10月任安远县委书记；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1940年，参加领导了百团大战，担任晋绥边区南线指挥；1949年9月至12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50年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团长、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总顾问；1954年9月任驻越南首任大使；195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78年12月任山西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

　　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

　　新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然而解放全中国的使命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南方沿海地区、边境地区及深山老林、海岛沙漠中，激烈的战斗仍然进行着。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困难与压力，是关系到并考验着中国共产党能否保住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的关键时期。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图为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不仅国内战火未息，在国际上又面临着更大规模的战争威胁。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在中国的邻国朝鲜发动了战争。当战火危及到新中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牢牢地挡在“三八线”上，取得了以弱抗强的辉煌战果。

　　朝鲜战争，在历史上是一场有目共睹的公开战争，有宣战、有激战、有谈判、有停战的全过程。然而在同一个时期，中国还参与了另外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那就是“援越抗法”战争。

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45年8月25日在河内成立，由胡志明领导并担任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越南共产党利用日本投降的这个时机，发动了全国总起义，推翻了日本的法西斯统治，迫使傀儡皇帝保大退位，取得了八月革命的胜利。

1945年8月28日，越南解放军回到河内歌剧院广场举行阅兵，越南人欢呼。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宣读《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宣布“完全同法国脱离关系，废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这是在亚洲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使得原先的殖民者——法国并不甘心丧失对越南80年的殖民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法国将越南拱手相让给日本。

　　日本战败后，法国又卷土重来，企图重新统治越南，发动了越法战争，并将新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逼出首都河内，被迫撤离到北部山区坚持抗法战斗。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国家承认。面临着强大的法国侵略军，又没有得到外部的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处境险恶。

　　援越抗法中的中国背影

195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与来访的越共主席胡志明在一起。

　　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接着，苏联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与越南建交。从此，越南抗法战争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1949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胡志明主席也秘密访问了苏联。胡志明会见斯大林时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能够援助越南十个步兵师和一个高炮团的武器装备。斯大林以苏联的重点还放在东欧为由，把援助越南的任务交给了毛泽东。

胡志明视察越南人民军

　　毛主席从新中国安全的战略考虑，以及多年来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的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历史渊源出发，答应了胡志明要求的支援。与“抗美援朝”所不同的是，“援越抗法”是秘密进行的。

　　最近有资料披露出在朝鲜战争开始前，中国已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朝鲜族为主的156师、164师、166师及两个独立团的军队，共计69200人，连带武器装备移交给了朝鲜。他们成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占人民军总数的46.5%。

　　同时在南方，中国援助了越南许多武器装备，组建并训练了几个师的兵力交给越南，使越南增强与法国战斗的实力，最终在奠边府战役中打败了法国，获得国家独立。

　　至1951年底，越南人民军已拥有主要由中国方面提供武器弹药、统一编制的6个步兵师和1个工兵炮兵师，野战兵团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法战争中，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枝（挺）、枪弹5785万发、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油料2.6万吨、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各种军用物资。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越南北部根据地与中国顾问合影，（左起）范文同、长征、阮志清、胡志明、陈赓、黎文良、罗贵波。

　　根据胡志明请求，1950年2月，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与斯大林商议后，决定由中国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越南抗击法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195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秘密进入越南，和越南方面商议援助计划。3月中旬，组建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的工作紧张地展开。

　　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手持着刘少奇的亲笔信，向四大野战军首长请示，请他们为军事顾问团选派干部。

　　当韦国清找到彭德怀、林彪、邓小平时，彭德怀一口答应，说：“要多少人你就说吧。”林彪也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韦国清说：“越南现在要组建三个师，除了总部机关以外，第一步要选派三个师的各级顾问去越南。”

　　邓小平说：“我看三个师的顾问由中央决定分配吧。军事顾问团的团部人员，为工作方便，就由你所在的第三野战军选调，怎么样？”……

　　韦国清向中央作了汇报。

　　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套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同时确定，由第三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南军事学校的顾问。

　　4月26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要求增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

　　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韦国清商议后，确定由当时设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领导组成顾问团团部，由总队队长梅嘉生担任韦国清的主要助手。

　　6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顾问团师以上顾问和部分团级顾问。

　　毛泽东为顾问团规定了两大任务：“一是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组建越南正规军。”

　　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在北京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要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

　　他强调：“你们的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要扶植越南走自己的道路。派你们去的地方很艰苦，面临艰巨的任务，有牺牲的危险，要克服困难。”

　　毛泽东还告诫说：“你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你们的任务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因为敌人如果占领越南后，总有一天要把矛头指向我们。”

　　他还特别提醒韦国清等人，“顾问就是参谋，绝不要指手划脚，一切都要通过越南同志去做。”

　　中国军事顾问团于1950年7月下旬正式成立。79名顾问、250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和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8月9日由广西南宁起程，12日到达越南人民军总部所在地——高平省广渊，秘密进入了越南。

　　他们和随后赶来的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会合，开始了“援越抗法”战争。

越南人民军向奠边府发动总攻

　　1950年9月16日至10月9日的边界战役是越南人民军成立以来，组织实施的首次大规模战役。战役歼灭敌人总数在6000人以上，使越南解放区和中国领土连接，一举打开了中越交通线，从而使战争的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越南人民军手中。

胡志明主席与陈赓（右2）、罗贵波（右1）亲切交谈。

　　在边界战役中，中国军事顾问配属到越南人民军营级，由中国提供战役所需的弹药和粮食。

　　从战役指挥角度上说，陈赓是协助指挥的总顾问，韦国清是他的主要助手。完成战后总结之后，陈赓回国，韦国清成为越南战场上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一直打到奠边府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随着越南人民军的完善与发展，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基层的军事顾问逐步撤出。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功不可没。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总部制定并组织了几次大的战役。

投降的法国侵略军

　　首先是边境战役，打通了与中国边界接壤的道路，取得宝贵的后勤支援。

　　后来在奠边府战役中，彻底打垮了法国军队，迫使法国与越南签订和约，取得了国家的独立。

1950-1954年，中国赴越南政治顾问团团长罗贵波。

　　罗贵波是胡志明主席的“总顾问”，这个称号不是自封的，而是胡志明主席向中共中央请求罗贵波到越南工作时的正式提法，并且得到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国最高领导的认可。罗贵波在越南工作期间，也确实行使了总顾问的职权。

　　中越两国领导人在“援越抗法”上达成共识后，作为援助越南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选派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罗贵波，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奔赴越南，沟通两党之间的联系。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军委领导人凭着对罗贵波的了解，一致推荐他承担这项使命。

　　刘少奇对罗贵波说：“中央经过仔细考虑，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时间为三个月左右。”

　　罗贵波赴越前，刘少奇再次嘱咐他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要由越南党中央决定，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的时候回国汇报。

　　1950年1月17日，刘少奇为罗贵波写了封介绍信：“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政治委员罗贵波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8人。”

　　罗贵波于1950年3月9日经过千辛万苦的旅途，抵达越南党中央驻地。胡志明从北京回到越北根据地后，立即同罗贵波见面，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1950年初，胡志明秘密来华。陈赓与胡志明部署行动计划。

　　胡志明在越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罗贵波作为正式成员之一，列席参加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罗贵波每次参加越方政治局会议，都按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发言，双方关系十分融洽。在整个抗法斗争期间，遇有重大问题，胡志明都直接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中方总是认真考虑，然后提出建议供越方参考。

　　为什么中国会派罗贵波做中共中央联络员去越南呢？这要从罗贵波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具备文武双全的本事谈起。

　　罗贵波，江西南康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红军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是赣南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1938年任晋西北区党委副书记、第120师358旅政委，参与领导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参加领导了百团大战，担任晋绥边区南线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区党委副书记，吕梁军区政委；1948年8月任晋中区党委书记，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参加了汾（阳）孝（义）、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1949年5月任太原警备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罗贵波于1950年3月9日进入越南，当年初秋协助越方组织了扭转战局的边界战役后，于9月24日回到北京。他来到了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汇报工作。当时，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也都在座。

　　听完了罗贵波的汇报后，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越共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刘少奇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3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作长期打算吧。”

　　毛泽东对罗贵波说：“我们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援越抗法’，向越南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并派顾问。这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意义重大，十分光荣。”

罗贵波、李涵珍夫妇在越南

　　说到这里，毛泽东把话题一转，问起罗贵波夫人的情况。罗贵波说：“我的爱人李涵珍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

　　毛泽东很高兴，说：“哦，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她干过什么工作？”

　　罗贵波回答：“她干过机要、组织、干部工作……”

　　毛泽东立即接过话头说：“好！让她也到越南去，做你的助手。胡志明向我提议过，带你的爱人到越南去。我同意。”

　　就这样，罗贵波以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总顾问的身份进入越南工作，这一去就是8年时光。（1954年后出任中国驻越南首任大使）

　　在越南工作期间，罗贵波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及深厚的友谊。老红军出身的罗贵波，非常尊重越南领导人的意见，在他们面前从来就不以“总顾问”的身份指手划脚、越俎代庖，为人处世谦虚谨慎。

　　以至于后来有一次，当毛泽东主席问胡志明：“罗贵波在你们那里怎么样啊？有没有大国主义？有没有主观主义？你们关系怎么样啊？”

　　胡志明回答说：“没有，他没有大国主义，没有主观主义，他很好。但有一点，罗贵波同志会当哥哥，不会当姐姐——罗贵波太过于严肃，发表意见的时候太过于审慎，我们希望他多提意见。”

　　罗贵波在越南的日子

　　罗贵波接受党中央的安排，出任中共中央驻越南联络员。他赴越南上任的路途，可谓是历经艰辛、险象环生，不仅需要跋山涉水，而且是边修路边行进，还要与广西中越边境上的土匪交战。

　　1950年1月，罗贵波接受任务后立即启程南下去越南。从北京乘由车厢、敞车、货车拼凑的火车，沿着刚刚修复的京汉铁路去武汉，行程用了40多个小时。

　　由衡阳到桂林的一段路，因铁路未修好，罗贵波又急于早日到达越南，当地部队就派了一辆火车头送罗贵波与同行的两位越南同志。火车头走走停停。铁路被破坏了，当地政府组织民工抢修，罗贵波一行也下车一块干。修好一段走一段，从衡阳到桂林只有362公里，却走了两天两夜。

　　罗贵波一行8人与司机、副司机挤在小火车头里，由于地方狭小只能轮流在司机休息的地方躺躺，饿了就停车，在路边的小饭摊上吃点饭。

　　到了桂林后，前面铁路破坏得更厉害，一时无法修复，而且土匪活动十分猖獗，部队就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武装护送。五辆卡车上都架着机枪，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汽车只能白天走，公路坑凹不平，路况很差，整整走了四天才到南宁。

　　武装车队从南宁到靖西也是打打停停，中途还与抢劫两辆客车的土匪发生枪战，救回被土匪绑架的四名女学生及被抢走的旅客财物。

　　从靖西到边境小镇岳圩，道路破坏得更加厉害，汽车无法通行。罗贵波只好下令将在汽车上的电台、药品、行李分装在几匹骡马上继续向前进。

　　当一行人进入越南境内时，受到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的欢迎。在越南一个营的部队护送下向200公里外的越共中央所在地行进，翻山越岭，趟水过河，很多地方不能骑马要靠两条腿步行，吃住也很困难。

　　进入深山老林后，几乎无路可走，战士手持砍刀在前面开路，十分辛苦，干一会儿就气喘吁吁，马上又换上一批人前去开路。行军途中还常常受到法国飞机的骚扰，一般是昼伏夜行。

　　最令人恼火的是树上、草上、地上的蚂蝗。它叫旱蚂蝗，身子又细又弯颜色发黑，它能够在远处就闻到人体的气味，待人走近时把身子一缩再一伸，就无声无息落在你的身上开始吸吮你的血，让你毫无察觉，等在月光下发现时它已经吃得圆溜溜。无论你打它、拍它、揪它，它有一半身子钻在你肉里就是不出来。每个人身上爬几条蚂蝗不算是件新鲜事。就这样200公里的路走了十几天。

1954年8月，越南总书记胡志明和范文同总理、武元甲、长征在一起合影。

　　在有长征、范文同、武元甲、孙德胜等越共中央领导人为罗贵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只有四菜一汤：一盘烤鸡、鸡瘦如柴；烤猪肉，肉很薄没有肥膘；罐头牛肉，是缴获的战利品；空心菜；汤是东洋菜汤，此菜生长在小溪碧清的流水中，味道鲜美。每盘菜数量很少，平均到每个人吃不上几口，大家只能尝尝，不敢多吃也吃不饱。就是这样一顿饭，也让越南后勤人员费了好大劲才备齐的。

　　罗贵波回忆起赴越南上任之经历时，感慨地说，与自己在红军长征时的那些日日夜夜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入越南后，协助越共北部根据地的建设，向越方介绍中国革命中的财政经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政权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等方面的经验。

　　在1951年2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胡志明和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罗贵波、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应胡志明邀请，罗贵波在大会上发了言，介绍了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

1954年4月26日，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军在三个月内撤出了河内。中国政府正式任命罗贵波为中国驻越南大使。周恩来召见罗贵波，指示他立即筹建中国大使馆。

　　罗贵波问：“现在越南还没有首都，中央机关还在山沟里，是现在就去，还是等进河内后再去建立大使馆？”

　　周恩来说：“我们要先去建馆，没有进河内没关系，就在山沟里建馆，这样更表示我们支持越南。”

　　罗贵波又问：“现在越方还没有房子，住在草棚里，怎么递交国书，举行国庆招待会呢？”

　　周恩来说：“就在草棚里递交国书、举行国庆招待会，有什么不好？这样更是表示我们支持嘛。苏联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等到进了河内以后才去建立大使馆，我们就要在解放河内以前去。”

　　罗贵波率领驻越南大使馆的工作班子，迅速赶到越北解放区，并于1954年9月11日在越北山区越南中央驻地的一个草棚小礼堂里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

　　10月1日，罗贵波在大使馆驻地一个小山头上的草棚里举行了中国国庆招待会，胡志明出席，气氛十分热烈友好。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在越南北部根据地成立

　　10月10日，河内解放。一周后，罗贵波一行率先进入河内，暂时住在较为安全的原法军医院。越南外交部提出，准备将原萨罗中学的校址拨给中国当大使馆使用。萨罗中学是以原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阿贝·萨罗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很气派。罗贵波认为，大使馆不应占用越南的教育机构。

　　后来，越方又找到法国殖民统治时期阮氏王朝驻北圻大臣黄仲夫的官邸。经胡志明同意后，这里就作为了中国大使馆馆舍。至今，它仍是河内最漂亮的建筑之一。

　　罗贵波与胡志明血浓于水的情感

　　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虽然物资还是贫乏，但是人们都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可是罗贵波为首的“援越抗法”顾问团，仍然在越南的北部根据地里与越南军民过的是十分清苦的日子。战斗频繁，物资匮乏，平时就连青菜也很难吃到。罗贵波评价当时的情况时说，就像当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最困难阶段一样艰难。

　　罗贵波以身作则，与大家同甘共苦，毫无怨言，不仅影响着中国同志，更是让越南同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罗贵波的老毛病——伤痛病又复发了，不便行车，更不能骑马，但他仍然坚持躺在床上办公，处理各种事务。胡志明主席知道后，对此非常关心，在看望时，送来一块虎骨膏，治疗效果还真的很明显。

　　由于越北根据地的气候潮湿，罗贵波脚气感染时，穿不上袜子和鞋，还流了很多黄水。睡觉的时候用竹子编的一个拱形的支架把被单撑起来，又找来一块油布垫在脚下，免得污染了褥子。每天早上，油布上总是积下不少的黄水。尽管罗贵波的病很重，但他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尽管越南条件很艰苦，但是越南的领导人和人民对中国非常友好，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罗贵波夫人李涵珍回忆曾经经历过的一件往事，至今难忘。

　　有一次胡志明宴请刚刚来越南的罗贵波夫妇，吃完饭后胡志明送客时，途经的一条小溪正赶上涨水，水中原有的几个石磴子刚好被水淹没。李涵珍有些胆怯，不敢迈步。胡志明看到了后，毫不犹豫地卷起裤腿走进冰冷的溪水中，将李涵珍扶过溪流。

　　胡志明在越南被称为“国父’，这一举动，不仅是对罗贵波，对所有在场的中越同志都是很大的震动。

罗贵波大使（左1）与胡志明主席

　　罗贵波在与越南领导人和人民相处的过程中，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上世纪六十年代，罗贵波已经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有一天罗贵波突然接到家中打来的电话，说家里来了重要客人，要他马上回家。回到家后才知道来访的是当时越南总理范文同。范文同到中国访问，刚刚放下行装直接到了家里看望老朋友。

　　还有一次，罗贵波休息时正在家中看书。突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进了院子。仔细一看，竟然是胡志明主席！胡志明主席到了北京，事先也不打招呼就迫不及待地找老朋友聊天来了。

　　从这两件事，足可见罗贵波同越南领导人的深厚友谊。

　　看历史要讲唯物主义

　　像罗贵波这样在“援越抗法”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像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到诬陷、打击和迫害。当然，被颠倒的历史又被扭转过来了。罗贵波大使后来出任山西省省长，直至离休。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援越抗法”以及后来的“援越抗美”已经成为了历史。如何评价这两次中国援助越南的战争，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怀念还是忘却？尤其是在两国兵戎相见、炮声隆隆的边境冲突发生之后，更是惹人注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看历史，要讲唯物主义，要分清楚主流支流，要预测未来发展方向。中越两国是友好邻邦，和平共处才是主旋律。过去的那些沟沟坎坎、恩恩怨怨，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会消逝在友谊的海洋中。中越两国世代结下的友情，必然会开花结果。

　　届时再重温往事，那些革命前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历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就是一曲激情满怀的赞歌。